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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封凱棟】

討論工業活動“組織化”的初衷之一，首先是嘗試為人們對傳統產業政策該怎么轉型的疑惑做出解答。我國傳統的產業政策基本上依靠挑選特定企業、特定技術路線，并給予補貼或其他政策優惠的做法，來推動工業的追趕和經濟的發展。在工業“跟跑”階段，這類產業政策有利于資源的動員和有效投放，因而作用顯著。

然而，經過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如今我國不少產業已經進入前沿創新階段。在這些產業中，傳統產業政策對市場創新競爭的擠出效應會越發顯著：一旦政策選定了特定的企業和具體的技術方案之后，其他潛在的創新者可能因為對自身差異化的技術路線或發展戰略的前景形成了不好的預期，于是選擇退出競爭。

因此，在進入全面強調前沿技術創新的創新驅動發展階段，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產業政策的抓手在哪里？具體來說，產業政策要想有效地發揮作用，它作用于產業和創新活動的落腳點和著力點應該在哪里？

思考和討論工業活動的“組織化”這一議題的另一個初衷，是回應學生們討論中國工業在不同時期發展模式時的疑問。在我在大學里所主持的一門課程中，我向同學們介紹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多輪變遷，即從計劃經濟到“市場換技術”，到“自主創新”，再到新時期的創新驅動。

其中不少同學對于在中國進行了40年的市場化改革后，現階段轉而強調“新型舉國體制”，強調有為政府對創新活動的介入有所疑慮，因為從字面上或者直覺上它與強調市場化改革的趨勢有所背離。在課堂上，我們通過拆解創新所需要的體制機制告訴大家，在當下國際經貿和大國競爭格局下，國家力量的介入是為了確保創新活動所需要的“組織化”條件回歸，是為了建立真正有效的創新市場機制，而不能將其理解為是對市場機制和創新競爭的扭曲。

為什么要這樣說呢？相關推理的核心邏輯在于，復雜的工業經濟活動尤其前沿技術創新所需要的制度安排，無法由主流經濟學所說的純粹的市場機制來提供。事實上，復雜技術工業在大規模生產和前沿技術創新兩端對于“組織化”的依賴程度都很高。

一方面，大規模制造需要高組織性的協作。大規模生產體系可以非常高效，但同時也可以非常脆弱，人們在20世紀70-80年代討論福特制和后福特制時對此有過諸多討論，討論緣起于西方國家的勞資糾紛問題。

討論的邏輯在于，由于大規模生產體系中的各個環節及整個系統的投入非常巨大，分工體系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堵點或者失靈，都可能導致整個生產體系停擺，從而造成巨大的資產閑置。

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某些沖擊會導致大量資產報廢。所以人們需要一系列組織化的手段，例如關系合同、縱向一體化、企業聯盟等，來保障系統的穩定性。事實上，后福特制正是通過一系列企業內或企業間的組織手段來解決大規模生產體系的脆弱性問題。

另一方面，前沿技術創新活動更需要組織性。創新活動是立足于廠商與用戶的互動過程中的，創新研究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明確了這一點。就創新所涉及的主體而言，廠商和用戶在組織上是分開的，然而它們需要掌握的信息卻是高度相關的，廠商在創新過程中需要了解用戶要什么，領先用戶也需要掌握廠商可能提供的產品并基于自己的需求提供反饋。

也就是說，為了避免在創新競爭中失敗，在創新過程中廠商和用戶必然需要緊密互動。這種創新互動是整個“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微觀理論基礎。創新互動的組織機制有三大作用：一是提供形成新技術的新信息、新知識；二是提供應用新技術的支持資源；三是形成持續創新的協調機制。

互動的價值不僅在于它為創新者帶來了新知識、新技術，甚至在創新過程中需要在后續環節被解決的問題，往往也都是在互動過程陸續浮現出來的。也就是說，往往在原有的一個問題被解決之后，新的問題、甚至更多的問題才會被發掘和認知。

所以，人們需要持續的互動協調機制來確保創新活動能不斷有效地進行下去。缺乏必要的互動機制，市場中的創新活動就會失去演進的動力和方向感，甚至在經濟上也是不可行的。

即便當前流行的“開放式創新”“模塊化創新”，人們在討論這些模式時會強調市場協調，但其背后同樣需要一套高內聚低耦合的系統架構作為公共品完成不同企業之間的協調，這套系統架構的形成也是高“組織化”的，往往由核心企業或聯盟通過與關鍵成員緊密互動而來。如果沒有這套架構，依托于市場的開放式創新或者模塊化創新是不可能實現的。

值得注意的是，創新和復雜技術工業活動中的組織性雖然是公共品，但卻并不是免費的，不是每個國家都擁有。事實上，這種組織協調能力是一種重要的國家能力，需要經過長期積累發展而來.

在這樣一個范式里，如果強調復雜工業和技術創新活動對于組織性的依賴，那么經典的管理學問題——即企業“Make or Buy？”的問法就是錯的，在真實的世界，數量龐大的技術活動都是創新者在與跟自己有緊密組織性協作關系的主體通過互動機制完成的。

所以正確的問題應該是   “Make, Ally or Buy？”。縱觀我國工業經濟發展歷程，工業和創新的組織性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從計劃經濟時期、“市場換技術”到“自主創新”的時期，中國工業活動的組織方式曾經歷了三套不同的主流模式。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營經濟體系中的主體圍繞行政指令行事，尤其是“五定五保”的要求，約束了每個經濟單元進行組織互動的空間。

在這套行政協調的體制下，企業和企業之間，企業和科研院所之間能夠交互的信息范疇有限，更難以圍繞彼此的互動而獨立展開戰略性投資。在我國完成初步工業化的過程中，這一模式曾扮演過重要角色。但如果我們想推動工業突破已有的技術范疇，那這套制度就會如同孫冶方老先生所說的，往往是在“復制古董、凍結技術進步”。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逐漸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并且融入了世界經濟循環，這是非常大的進步。但如果從工業和創新的組織性這一視角去審視“市場換技術”下的若干案例，我們會發現，中國本土的工業技術活動依然在被“計劃”，只不過“計劃”的主體并不是計劃經濟系統，而是來華組建合資企業的跨國公司。

在“市場換技術”框架下，跨國公司按照它們設計好的技術體系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分工，將特定的生產制造環節安排在中國，通過整合中國的制造和工程能力來推行大規模生產本地化，完成其全球生產網絡布局。

為了避免在中國本土培養競爭對手，進而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些跨國公司還針對中國本土的工業技術活動進行“去組織化”。比如，它們會刻意地隔絕、并且盡量壓制中國本土的技術活動，使得中國本土工程技術力量難以圍繞復雜的技術和產品開發任務形成有效的組織化體系，阻斷中國本土形成有效的創新鏈。

簡言之，在“市場換技術”下跟跨國公司搞合資企業時，我們的工業技術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協調的。在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我們借助全球的資源塑造了產業鏈上高水平的“組織化”，但卻在技術活動上不知不覺地被“去組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