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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內部是一種均衡狀態，要盡量確保政策的連續性

王慧：張軍老師有什么補充嗎？

張軍：我們剛才從消費談起，談到貿易、新質生產力，這些東西放在整個經濟里面，都是內生出來的。比如一談消費，大家就要看截面，看消費占比怎么樣，去跟發達國家比。

我覺得，如果了解消費的演變，會發現它的結構和我們的發展階段是有直接聯系的。比如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人均GDP達到2.5萬美元、3萬美元，這時候消費增長最快的其實是服務性消費，商品性消費相對是比較穩態的。

所以在消費占比上出現的國與國之間的差別，背后反映的是所處階段的不同。從這個意義而言，中國現在可能處在兩個階段的過渡期，我們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了，但要從門檻發展到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那在未來一、二十年里，中國的消費占比一定會增長，但這種增長主要是服務性消費拉動的。

因此，我們還得有耐心，不能操之過急，如果拔苗助長，反而對整個經濟的其他方面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同樣的道理，我們的貿易結構也是這樣。比如，我們現在如果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提升高附加值行業，也許能在某些領域中做到這一點，但問題是中國的體制會出現大家都向這方面靠攏，各個地方都會去干同樣的事情，在當前勞動力就業壓力大的狀況下，就會產生沖突。如果各地都把主要精力拿去追逐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就業壓力會更大。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一般均衡的概念，經濟在一種狀態之下，它的各個變量之間是相互影響的。

為什么今天我們需要擁有那么完備的供應鏈？因為在人口規模、勞動力規模大，就業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它可以創造巨大的就業需求。將來我們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行業，包括高附加值產業存在，這是一個大的趨勢和方向，但現在也無需太焦慮，不需要通過出臺越來越多的產業政策去驅動這個領域過快發展。如果更多的資本都集中到這個領域，實際上會削弱整個經濟創造就業的能力。

從這兩個角度出發，我認為，無論是談論消費，還是討論在外貿出口領域怎樣提升附加值，我們最優的政策還是要盡量確保政策的連續性，讓經濟的轉變不要因為政策的快速激進調整，而造成一些斷裂，欲速則不達。

我們一直說中國經濟韌性強，其實一個很重要的表現是中國經濟規模大、體量大，地區差距也比較大。所以，即便我們現在有過強的干預，干預市場在引領資源配置上的方向，希望將這個方向調整到能夠帶來更多附加值、生產更多高端產品的短期方向上去，但我相信在經濟的底部，絕大部分還是受市場驅動。否則我們無法解釋，即便我們的產業政策發生了很大轉變，甚至強度很大的干預，但中國經濟的出口，比如在電動汽車這些領域，仍可以看出它的韌性。

為什么？就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底層實際上是遵循市場的方向，經濟還是帶有很強的競爭力，它并不完全跟著產業政策走。如果真的完全跟著產業政策走，我覺得現在這個斷裂會非常嚴重。

光伏板整齊排列在位于河北張家口的國家級可再生能源示范區內 資料圖/新華社

遲福林：我認為中國的整個經濟轉型，還有10年左右的時間，估計到2035年基本上要結束了，給我們留的時間有限。

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貿易結構、科技結構、能源結構等等，最多有10年左右的時間；在全球經濟下降的時候，中國要能抓住這黃金10年。除了剛才張老師講的，我覺得這一點也很重要，因為這是符合趨勢的，即便你不讓它做，這個趨勢也有生命力，我們未來可能要抓住這10年時間。

張燕生：這里面可能會有一個問題：新質生產力包不包括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我覺得應該包括在內。新質生產力和就業之間，可能不是就業減少的過程，而是就業增加的過程，因為它的結構在轉換。

還有一個問題，全國統一大市場有三個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服務市場的市場化改革、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資源市場的市場化改革。這三個改革，從2000年到現在，20年了，還沒有攻下來。

·到底有哪些渠道來增加居民收入，應有更明確說法

王慧：關于消費，各位專家分享了很多觀點。我們要消費，其實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手上要有錢，目前我們國家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43%，這是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這是什么原因？有請李迅雷老師。

李迅雷：我看到的數據，美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是75%左右，印度是80%，日本是70%，都顯著高于我們43%的比重。

首先，43%這個數字是抽樣調查獲得的，我認為存在一定的低估可能性，尤其是中國的高收入階層，他們的實際收入到底有多少？比如像最近這段時間，一些一線城市豪宅銷售火爆，看得出還是有消費能力、投資能力的。

但不管怎么說，這個數字還是偏低的，或者說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在整個GDP當中占比是偏低的。所以從政策角度來講，應該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尤其要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這些內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每次都會提，但提出來之后，到底有哪些渠道來增加居民收入，是否能夠有更加明確的說法？

剛才也提到，我們講到困難的時候，從上到下都是口徑一致，但這個困難是如何形成的，沒有一個具體的討論。如果不討論困難如何形成，那么解決困難的手段恐怕也很難有具體落實。

我的建議是，還是要從財政支出的角度來看。我前面也提到，我們的財政支出主要偏向企業，偏向地方政府。比如，2019年以來對企業的減稅降費和出口退稅規模都非常大，（2023年）給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超過10萬億，但這其中最終落到居民部門的補貼到底有多少？

我認為還是要多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增加可以是直接的，就像在疫情期間，不少國家采取發消費券、直接發錢的方式，也可以增加社會保障。前面老師們也提到，隨著老齡化的加速，我們的社保缺口越來越大，這個缺口如果沒補上，怎么讓居民敢消費、想消費呢？

廣西南寧市一家農貿市場，消費者選購蔬菜。資料圖/新華社

此外，鼓勵消費要多樣化。現在提到的以舊換新，這是一種促消費的手段，但手段還可以更多，比如服務性消費偏低，那么在教育培訓、醫療、保健養老、游戲這些方面，政府的干預是不是可以少一點？

我們要看看民間資本都投到什么地方，他們之所以愿意投，是不是代表這些地方有更多的機會？比如現在引以為傲的“新三樣”，仔細研究一下，會發現“新三樣”大都以民營企業為主，國有占比很少，這說明民間投資還是在尋找機會，而且很有競爭力。然后，我們再看看為什么有些領域民間投資不愿投了，其障礙、堵點在哪里？

總體來看，我覺得應對當前有效需求不足，有多種辦法，我們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但這些工具用得恰當不恰當、到位不到位？比如發消費券，它的乘數可能是3倍，發一塊錢的消費券，可以產生三塊錢的消費，而搞基建投資可能乘數效應是0.5，投下去一塊錢產出只有5毛錢。什么樣的投向更合理？我覺得在這方面需要形成一種討論的氛圍，而不是一拍板大家就這么定了。總之，政策工具箱的工具越多，越是要審慎。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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