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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從高速發展轉變為中高速發展后，蛋糕依然在做大，但蛋糕做大的速度下降了，這個時候，中低收入群體對貧富差距的感受會越來越強烈。這是大多數國家都會經歷的普遍現象。不光是中國，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后，發展速度一旦緩慢下來，民眾對貧富差距的感覺就會越來越明顯。因為當每一個人的蛋糕都在迅速變大的時候，很少有人去關注、考慮貧富差距的問題，當個人的蛋糕變大的速度放慢，對未來收入的期許就會降低，對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的感覺就會變得強烈。

從這幾年流行的詞匯，例如“X絲”、“躺平”等詞匯來看，實際上整個社會這些年來對貧富差距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強烈。中國政府目前大力提出共同富裕實際上正是回應了社會、民眾的需要，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

朝未來看，中國在走過了經濟高增長期后，將會長期面對社會大眾對貧富差距現象的批評。所以，中國必須要加大縮小貧富差距的力度。中國能否在本世紀中葉實現民族復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不斷縮小貧富差距，能否在分配上實現公平正義。

第二個原因，無論是中國國家統計局以收入為基礎，還是世界銀行以消費為基礎統計的基尼系數都有很大的片面性，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國的現實情況。盡管中國過去十年勞動者的收入超過了GDP的發展速度，盡管世界銀行根據消費統計的基尼系數也在逐年降低，但國家統計局和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都沒有反映出一個根本性的現實問題，這就是過去十年中國的勞動所得遠遠低于資本所得，事實上中國的貧富差距并未被基尼系數所完全反映。從中國的實際看，除了個人收入或個人消費之間的貧富差距外，中國居民的資本所得，包括金融投資、房產所得，以及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分配上的弊端等，這些諸種因素造成的貧富差距要比一般統計數據更嚴重。

位于深圳的惟道風險研究院有感于基尼系數的片面性，2018年發布了“蒙格斯社會公平指數”報告。蒙格斯社會公平指數對中國公平狀況的測量結果顯示：在2002-2004年，中國社會公平程度處于比較高的水平上。而從2005年開始，中國的社會公平指數顯著下降。這主要是由于以房地產為主的存量財富加劇了貧富差距程度。另外，資產的金融化使有產的居民更加富有，而資產較少的居民在金融化過程中財富縮水，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異。可以看出，近些年主要是由于貧富差距的拉大加劇了社會公平的失衡。下圖是1991年到2018年的蒙格斯貧富差距指數：

相比較而言，“蒙格斯社會公平指數”要比基尼系數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同時也反映出中國的貧富差距比僅憑統計個人收入或個人消費的貧富差距更嚴重。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一個人十年前投資買了兩套房，這兩套房子增值帶來的收益遠遠超過他這十年的工資增加。如果我們把過去十年、十五年房子的增值理解成是資本投資所得，它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勞動所得增長速度，而且超過不止一倍。

同樣，在教育領域也出現了類似情況。一部分人不斷通過投資進入好學區、好學校，有錢人能夠住好的學區、上好的學校，這種馬太效應正在不斷加大貧富差距。

這些變化和差異很難通過我們前面講的基尼系數來評估，也很難通過數據反映出來。但是在這三個領域已經逐漸形成了新的階層差異，而且越來越明顯，如不及時解決，貧富差距將會有固化的趨勢。資本所得遠超過勞動所得，教育、醫療在資源分配上的弊端，這些因素使得人們對貧富懸殊的感受越來越明顯，也強烈刺激了普通老百姓的神經。

第三個原因是社會意識的變化，過去十年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對全社會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更加深入人心，社會心態也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人們對共同富裕的期望值也提高了，大家對貧富差距過大、資本無序擴張的抨擊聲也越來越大。

我認為，這三個原因使得中國社會對貧富差距問題的不滿情緒在不斷增加，中央在這個時候提出要實現共同富裕正是反映了這種社會需求。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的執政黨，歷來高度關注人民的需求。從這個角度來講，民眾的需求是基礎，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在回應人民群眾的需求。這是目前中央提出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原因。

底層勞動者的生存狀況，近年來越來越引發關注（資料圖）

觀察者網：“三次分配”概念引發討論后，普遍的疑慮有兩點：慈善公益缺乏強制性，以及現行法律和社會制度的不完善。在您看來，第三次分配需要怎樣的配套措施和政策？

寒竹：嚴格來說，分配屬于一種生產關系，是一種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除了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分配方式。換句話說，分配方式作為一種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是具有強制性的，是必須遵守的。

中央提出通過三次分配來縮小貧富差距后，大家的注意力很多放在了第三次分配上。因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并不是一個新話題，深入討論的人不多。今年以來，一些高校、科研機構組織了不少研討會專門討論第三次分配問題，這方面的文章也相當多。對第三次分配，我的理解比較粗淺，只能提出一些問題，希望能夠引起各界進一步深入討論。

分配屬于一種生產關系，是一種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除了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分配方式。中央目前提出的三次分配都屬于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具體化，也就是說，這三種分配方式都必須體現出社會主義的性質。但第三次分配與大家熟悉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如何把一種基于自愿的的慈善行為制度化？這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

我個人的理解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個人捐贈比例較低，主要原因是政策上缺乏對民眾參與慈善事業積極性的調動，這造成慈善組織在鼓勵公益文化、引導個人捐贈方面尚未充分發揮作用。所以，中國亟需建立起一套規范的、具有鼓勵性的社會主義慈善制度。這是中央提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原因。這里講的制度，主要是指對社會與個人慈善行為的法律規范，這種法律規范并不是要求個人或企業必須要有慈善行為。相反，這種法律規法是對個人或企業慈善行為的保護和鼓勵。慈善是一種基于自愿的行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一點任何時候都不應忘掉。

我個人的看法是，第三次分配不應當是一種急功近利、一哄而上的社會行為，而是一種長期的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在慈善事業中，中國應當發揚優秀的文化傳統。中國是一個慈善事業非常悠久傳統的國家，早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慈善事業，此后慈善事業以各種方式在中國綿延不絕。當代社會應當進一步發掘中國傳統的慈善精神，并發揚光大。我們現在有慈善法，也有慈善機構，但需要更多制度性的建設。

此外，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慈善事業也值得中國借鑒。特別是在慈善與法律制度、慈善與稅收制度方面，發達國家的起步比我們早，給我們提供很多可借鑒的經驗，但也要防止資本把慈善事業演變為一種盈利模式。

但是，與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相比，第三次分配在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上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央提出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后，很多人把注意力都放在第三次分配上，甚至認為第三次分配是解決貧富差距的戰略抓手，我覺得這種看法是有失偏頗。要縮小貧富差距，基于自愿的慈善行為確實有作用，但這種作用畢竟有限。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差距主要還是靠具有強制性的分配制度，這就是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初次分配中，勞工所得是怎么被企業家壓低的，只能靠加班獲取高工資嗎？房產稅、遺產稅該不該收？如何破解資本所得高于勞動所得的困局？專訪下篇將聚焦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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