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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稅太重，個稅太低，國家二次分配的杠桿有限。

中國的稅收制度建立得很晚，改革開放以后才有稅收制度。改革開放以前，企業上繳給國家的部分不叫稅，叫利潤。一個企業一年生產出來的產值，除了能夠維持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之外，其余的都是利潤，都要上繳國家。1983年開始推行把利潤改成了稅，叫“利改稅”，這樣才建立了我們國家的稅收制度。所以中國稅收制度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弱點：因為它是從利潤轉化過來的，所以它上繳的的幅度都很大。中國企業的稅負很重，是一個公認的事實。但這個現象導致國家在二次分配上缺乏有力的杠桿進行調節。

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賴于向企業征稅。2018年政府的稅收收入為15.6萬億，其中個人所得稅為1.4萬億，其余接近90%的稅收基本是以企業為征稅對象，包括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等。2020年中國的個稅起征點是5000元人民幣一個月，名義上全國交稅的人數六千萬人左右，2020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占全國總稅收收入比重僅6.89%，相對較低。

我剛才說了，第二次分配是通過稅收制度來調節貧富差距。而整個個稅收入只有6.89%，雖然有累進稅，但總額太低，國家缺少有力的杠桿在手上，怎么來調解？

有人會說向企業收稅是在向資方收稅，但實際上大家都忽略了，對企業收稅重，必然意味著對全社會的窮人收稅重，同時也意味著不該交稅的低收入人群交了稅。道理很簡單，企業的稅賦相當一部分最終會轉移到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上。中國目前實行的是價內稅，它們的價格都包含稅的成分，企業上交的稅有一部分必然轉移到物價上面。所以，企業賦稅中的一部分實際上是由全社會的消費者通過購買商品來繳納，其中大多數人是本來不應當交稅的低收入者。

此外，企業還有非稅收入：中國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在2016年前（2016年達到18.30％）逐漸上升，近兩年逐漸下降，2018年占比為14.7％，但仍高于許多國家。眾多的行政性收費是中國企業感覺稅負較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企業的這些費用相當一部分都轉移在了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中，最后由全社會的消費者承擔這些稅費。

中國名義上交個稅的人數大約只有六千多萬，國家財政主要靠向企業征收。結果每個人在購物消費時都在交稅，社會不公由此出現。由于底層的低收入者在消費的時候跟富人在消費的時候是同一個價格，其中物價中交稅的稅率是一樣的，這樣一來，低收入不該交說，高收入應當加倍交稅的公平原則在這里被消解掉，貧富差距由此加大。

2.必須加大直接稅比重，減少間接稅。

2018年，中國的直接稅占比約為40%，間接稅占比超60%。到了2020年，直接稅占稅收收入比重約為39.8%，間接稅約為46.3%。而由于直接稅一般是對所得及財富進行征稅，不易進行稅負轉嫁，因而被認為在調整收入分配方面更為直接。

為了有效實現二次分配中的公平正義，中國的稅收制度必須要改進。第一，要減少企業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加大個人征稅的比重，真正做到低收入不交稅，富人多交稅。第二，加大直接稅比重，減少間接稅比重。第三，盡可能降低非稅收的財政收入，降低企業的非稅收負擔。

觀察者網：當前公眾的焦點普遍集中在個稅改革公平問題，比如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而對增加高收入群體稅負“大快人心”。個稅我們已經改革過多次，不斷上調起征點，還有專項補貼，按照我們剛才的討論，這里面其實也是有問題的？

寒竹：就像我剛才說的，目前我國個稅只占總稅收的6.89%左右，沒有辦法作為一個有力杠桿去調節貧富差距。相對來講，在很多發達國家，情況基本是倒過來的，個稅占稅收的大頭。如果個人所得稅能夠在國家財政當中占比達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話，國家手頭的杠桿就比較大，也就很容易對收入差距進行調節。

我們不斷調高起征點，名義上交稅的人越來越少，導致個稅的比重始終無法提高。而正確的過程應該倒過來，企業稅應該降低，個稅比例應該提高。當然很多人會說我本來工資就不高，還要再多交稅，他們也很難接受。但是我們不要忽略了，我們每天的消費行為，包括購買商品和服務性消費，都在交稅，只是比較隱蔽不易被大家直接感受和察覺到。我認為這對窮人來說極不公平。從這個角度考慮，并不是個稅交的越少越好。

觀察者網：對富人征稅，也是全球范圍內改革的方向。這次也有關于房產稅、遺產稅以及資本利得稅的討論，為什么遲遲無法推進？

寒竹：房產稅要實行起來，會有一定的難度：到底什么樣的房子收稅，什么樣的不收，是按套數還是按平方、按價值計算？以前地方上有搞過房地產稅的試點，但都沒有成功，這說明房地產稅的實行是一項相當復雜的工作，需要有充分的準備。但在共同富裕的大勢下，房地產稅的實行是勢在必行。但需要充分準備，各地根據條件逐步實行。

但解決高房價，縮小貧富差距，征收另一個稅種比征收房產稅更容易，這就是實行資本利得稅。舉個例子，10年前你花200萬買了一套房，今年1000萬賣掉了，中間賺了800萬，這800萬的稅叫做資本利得稅，是你投資所得，而非勞動所得。資本利得稅的稅率很高，各國一般在20%-30%左右。這個稅不利于有錢人，但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窮人。如前面所講，中國現在的資本所得遠遠超過勞動所得，如果不對資本所得課以稅收，等于是在加大社會貧富差距，有違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原則。如果中國也征收資本利得稅，客觀上可以抑制富人去炒房。

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資本利得稅，很容易形成一個不勞而獲的食利階層，有違以按勞分配為主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除了一些人通過投資炒房成為富有的食利者之外，富人的各種投資所得，股票所得、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都缺乏相關稅收來調節。中國政府在1999年曾經實行過銀行利息稅，稅率為20%，這是一般資本利得稅的正常稅率。但在2007年銀行利息稅率降至5%，而2008年中國政府干脆停止征收銀行利息稅。

第三就是遺產稅。這個問題從道理上講比較簡單，就不多講了。

這三個稅其實都是指向資本、指向富人的，我們講先富帶動后富、講共同富裕，但實際上現在有些先富者的共富意識很薄弱。我們通過這種制度性的安排，來盡可能彌補貧富差距，不讓后富者掉隊。

但是，在中國推行稅制改革需要謹慎和循序漸進，必須要考慮到民眾的心理特點與社會穩定。目前的稅收制度對個人而言，很多是隱形的。如果一下改為直接向個人征收，雖說歸根到底對普通人有利，但多數人還是覺得本來不需繳稅，現在通過改革反而要交稅了，心理上難免有反彈，稍有不慎，容易引起社會動蕩。另外，房地產稅，資本利得稅，特別是遺產稅的實行，都會有不同的阻力。由于這些稅收都涉及到個人財產，實行起來必須謹慎。任何一種稅收制度的改革都需要考慮到民眾的心理承受力，都需要學者專家的論證，都要預先做好輿論引導工作。

從社會穩定和健康發展來看，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結構是最好的。在三次分配中，初次分配要保障低收入的基本利益，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鼓勵盈利豐厚的企業和富裕階層的慈善行為，而合理的第二次分配是調節貧富差距，做大中產階級的主要手段。

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三次分配都很重要，但初次分配主要是依靠法規來保障勞動者的利益；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針對富裕階層的稅收。二次分配涉及到了所有的社會成員，實行的各種稅收政策也最為復雜。但二次分配搞好了，一個穩定的中產階級就會逐漸形成。所以，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二次分配最為重要，而改革的難度也最大，需要花最大的力氣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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