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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于這樣的土地關系，田賦基本都由擁有“田底權”的不在村地主來交付，村民相對而言較少與國家打交道，也較少感受到民國時期華北那樣日益苛刻的新型攤派。因此，長江三角洲農村無論在階級關系還是村民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上，矛盾都沒有像華北那樣顯著。

兩地相比，我們不能用“先進”vs.“落后”的框架來認識，將租佃與雇傭關系視作一是落后一是先進的不同；也無法用簡單的“生產關系”或“發展還是欠發展”的框架來理解，僅憑“市場經濟”、資本就得出“現代”相對于“前現代”的發展這種劃分。一定要用更寬闊多維的視角，納入不僅僅是階級關系的因素。我們更需要考慮到農戶家庭的特殊性，生存和生態的關鍵性，村莊社區組織、國家與這些因素的關系，以及歷史偶然等一系列不同的維度。否則，便不可能真正認識兩地在革命前的社會經濟實態。

最突出和重要的一點是，在商品化程度相對更高和更富裕的長江三角洲，依據雇傭勞動的規模化經營式農場，居然會在明清更替之后逐步走向消失，完全被小農家庭農場所取代。僅憑此點，我們便可以清楚地知道，為何無論是中國之前的“資本主義萌芽論”還是西方的資本主義（規模化農場）的現代主義發展論，都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其中答案要通過中國小農經濟自身的特點來認識和理解。

蘇州府永禁踹匠齊行增價碑（資料圖）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演變

《長江》與《華北》最主要的不同是，《長江》的后半部分將此地區的鄉村社會經濟史一直下溯到20世紀80年代，而不是像《華北》那樣基本終止于1949年。而《長江》后半部分的最主要發現乃是，革命前的“內卷型”耕作——農業的演變主要不在于勞均產出的提高，而在于依賴更多的“內卷型”勞動力（主要是家庭的輔助勞動力）投入來提高畝均產量和產值——在新中國成立后仍然非常關鍵。

集體農業意外地和之前的家庭農業帶有一些關鍵的共同之處。這主要體現在兩者的勞動力都是給定的。在這方面，集體實際上是一個擴大了的家庭——它無法裁員。而且，集體下的工分制促使對婦女勞動力更完全的動員和使用，這比“內卷型”的小農經濟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和小農家庭一樣，生產隊和大隊集體最關心的是總產出，而不是勞均報酬。它們帶有強烈的盡一切可能提高總產出的動力，不會太多考慮到伴隨更多勞動投入而來的勞均報酬的遞減或停滯。正因為如此，在集體制下，農業內卷的程度比過去更高、更強烈。

最突出的實例是1965年之后被廣泛推廣的“雙季稻”的種植。多加一茬水稻固然提高了單位土地的總產出，但卻是以單位勞動和土地邊際報酬嚴重減低為代價換來的。即便是新納入的機械化，它所起的作用也不是農業的去勞動密集化，而主要是使勞動力在早晚稻兩茬交接的最緊迫時間段完成必要的耕地工作，使添加一茬的進一步勞動密集化成為可能。國家領導配合以集體組織，農業生產固然在技術、水利、整田、良種等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改進，但并不足以改變內卷化的基本趨勢。

集體制下的二十年間，單位土地的總勞動投入直線上升，總產出是提高了，但單位工分值一直沒有顯著的提高，總體上看，與之前長期以來“有（總產量）增長、無（單位勞動產出）發展”的內卷化趨勢基本一致。農村農民依然貧窮，城鄉差別依然顯著。

農業長期以來的內卷化意味著中國農業必須摸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我之后在《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三卷本中的第一卷《中國的新型小農經濟：實踐與理論》與第三卷《中國的新型非正規經濟：實踐與理論》（均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中探討的主要問題便是：中國農業怎樣才能在必然的勞動密集前提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農業現代化，即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和產值的提高？

固然，我們這里要考慮到，城鎮化和中國非農經濟的大規模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今中國的勞均耕地面積仍然才7畝，戶均才10畝，內卷化農業依舊，實在不可與美國平均2700畝的所謂“家庭農場”相提并論。除東南沿海和城郊農村外，中國農村和農業的主體，說到底仍然是極小規模的家庭農場。

新華網資料圖

我提議，除了行將城鎮化的東南沿海和城郊農村，我們必須接納給定的“小農經濟”將不可避免地較長期延續的現實，并在這樣的前提下探尋出路，而不是堅決追求規模經濟效益的大農場。

最突出的實例，乃是近三四十年來發展出的新型“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小農場、小農業，其勞動力來自小農家庭，資本則來自大規模外出打工后的非農收入，與規模化的西方式資本主義農場截然不同。也就是說，在較長的時期內，中國農村的出路仍然不是以資本主義大農場來取代小農經濟，而是借助小農經濟的特殊組織邏輯和頑強生命力來推進高附加值“新農業”的發展——如1、3、5畝地的拱棚蔬菜，幾畝地的果園，一二十畝地的種養結合農場。這樣的農業在2010年便已占到農業總產值的2/3，耕地面積的1/3。它們是中國人的食物結構（糧食∶蔬菜∶肉食）從原先8∶1∶1轉變為如今4∶3∶3的關鍵基礎。

中國農業未來的出路在于，為新農業的小農經濟建造迄今仍然欠缺的新型的、類似于日本、韓國基于小農社區合作社的產、加、銷“縱向一體化”的優良基礎設施服務，進一步推動城鄉間真正對等互利的貿易，促進城鄉相互推進發展，而不是長久地陷于“三大差別”狀態。

這是現代中國農業史為我們說明的最主要的現實和邏輯。最近幾年，尤其是2018年制定《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來，相關問題已經得到了國家的重視。盡管之前對規模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迷信仍然具有較大影響，即在農政決策者和學術界中，仍有不少人堅持將小農經濟視作落后的、必須消除的負擔，但國家今后應當能夠更自信地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小農經濟現代化發展道路。這才是兩本書主要結論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