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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1月29日，美國著名外交家、戰略家亨利·基辛格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歲。

傳奇隕落，其在美國外交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而外界對其外交功過的評說，卻褒貶不一，乃至陷入兩極——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拉美等地民眾口中的“戰爭罪犯”。

如何看待基辛格的一生？晚年時期，其對美國政壇影響式微，這是否說明其現實主義外交思想已“不合時宜”？觀察者網圍繞相關問題，對話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金燦榮。

【對話/觀察者網，受訪者/金燦榮】

觀察者網：您見過基辛格很多次，能否分享一下您對他的印象？有沒有什么故事讓您印象深刻？

金燦榮：我見過基辛格老先生接近30次。比較集中的場合有兩個：一個是由他自己創辦的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NCAFP），這委員會每年都會組織中美對話，老先生大部分時候都會出面，我參加過很多次；另一個見得比較多的場合是，有一段時間中國人民外交協會每年會請老先生過來，他來了之后，除了見領導人，還會搞一個座談，我參加過幾次。

這是2015年1月29日基辛格在美國華盛頓出席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的資料照片。（圖/新華社）

此外，我還在一些比較大的活動上見過他。比如波音公司慶祝進入中國30周年之際邀他出席，老先生做了主題發言，里頭有個段子讓我印象深刻。老先生說他見到江澤民主席時曾問江主席，“毛主席講了，臺灣問題可以等100年。你還能等100年嗎？”江主席說：“當然不行了，只能等76年。”他覺得江主席的回答很幽默，反應也很快——為什么是76年？因為江主席講這話時離毛主席講這話差了24年。

另外還有一件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我記得12年前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開會，那天恰逢老先生88歲生日，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就給他搞了一個米壽慶祝。他們家自己都不注意，我們慶祝他米壽生日，他特別感動，說中國文化太好了，還有“米壽”的說法。

他那天挺興奮的，所以那一次待得特別長——以前他每次來都很短暫，握個手、打個招呼，半小時左右就走了，那次大概待了兩個多小時。那次他讓我們中美各方每個人都提個問題，我現在忘了自己提的問題，但記得他反應特靈敏，88歲了，結果基本上我們每個人提的問題還沒說完，他就知道你要說什么，然后就開始回答。

觀察者網：您也多次提到基辛格是您很佩服的一位外交家、戰略家。您佩服的點主要有哪些？

金燦榮：他屬于20世紀外交界的一個傳奇人物，而他的一生也是成功、精彩、傳奇的一生。可以說他各方面都做得很成功。從個人經歷來看，他從一個移民混成了美國首號外交官；學術上，拿到了哈佛大學的終身教職；從政履歷，擔任過美國外交官、國務卿；商業版圖也極其成功，賺了很多錢。另外，他活了100歲，在中國絕對算“喜喪”了。

具體說來，個人成長方面，他在中學時期從德國移民美國紐約，入讀華盛頓高地高中——我在紐約時還去過那個學校，算是當地的一個重點中學。他那時的理想就是高中畢業后上個社區大學，之后當個會計。二戰改變了他。美國參加二戰，他為了讓美國人信任他，參軍打自己原來的祖國德國去了。二戰美國勝利以后，他留在德國一年，在一個小城當市長，那時他才26歲，管得還挺好，展現出一定的行政能力。1944年美國通過了《二戰退伍軍人權利法案》（The G.I. Bill of Rights），其中有規定，參加過二戰戰爭的士兵可以讀大學，錢由國家出，上哪個大學自己申請。他利用這個法案成功地進入哈佛大學，之后還留校任教。而他的過往經歷，也讓他跟一般的象牙塔里出來的學者不太一樣。

作為學者，除了獲得哈佛的終身教職，他的著作在學界也都獲得了很不錯的評價。他的博士論文《重建的世界》研究19世紀初奧地利帝國的首相克萊門斯·馮·梅特涅。基辛格很佩服他，因為他認為奧地利帝國當時正走下坡路，是梅特涅挽救了一個衰亡的帝國，其主導的維也納體系讓帝國延續了100年，使得帝國一直到一戰結束才正式解體；在他看來，要是梅特涅處理得不好，奧地利帝國可能19世紀初就崩潰了。基辛格特別佩服梅特涅，也深受梅特涅影響——確立了自己的基本外交信條就是現實主義，和梅特涅一樣，特喜歡玩“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克萊門斯·馮·梅特涅（資料圖）

而他的成名作是《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他最早指出，核武器雖然是殺人武器，但是它反倒有助于維持大國關系穩定。這觀點在當時的學界還是挺新穎的，他也由此得到洛克菲勒家族的重視，洛克菲勒培養他，把他送到白宮，他之后也不負所望，頻頻得到高層的重視。

從政方面，他先是當了尼克松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后來又擔任國務卿，之后成為歷屆總統的高級顧問。他的外交事業中，最成功的一筆當屬中美的“破冰之旅”。他在一個訪談里講過，他認為他人生的巔峰就是首次秘密訪華。而中美和解也是美國贏得冷戰的關鍵所在。

1971年7月，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談。（圖/共產黨員網）

由尼克松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說”，實際上基辛格在其中作了不小的貢獻，而這提法使得美國冷戰時的外交戰略實現成功調整。在這之前，西方學術界都認為全球國際事務就是由兩個超級大國——美國、蘇聯主導決定。這種定位對美國而言有個問題，就是美國得1vs 1面對蘇聯。而“五大力量中心說”把西歐、日本、中國納入，領導層一下子從兩個擴大到五個，其中有兩個是美國的鐵哥們，再把中國拉過來，這游戲就從1 vs 1變成4 vs 1了。這是后來美國獲得冷戰勝利的一個關鍵。

也就是說，美國外交戰略調整，基辛格有一定的貢獻；具體落實中美和解，他也有功績。

除此之外，他跟越南外長在巴黎完成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讓美軍撤出越南，幫美國擺脫了一個戰略負擔，他也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他主張美國應跟蘇聯搞“緩和”政策，這也讓美國能喘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