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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左”的問題

應該說“白左”思想反映了西方政治實踐、宣傳體系的真實問題，性質上是進步的，但對于解決國內外主要矛盾幫助不大。

近期在西方比較流行的、由“白左”提出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一詞就是源于解構學說，它認為強勢文明對弱勢文明文化符號的“挪用”，例如美國人穿旗袍、收集非洲工藝品，都是歐美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蓄意扭曲，應該加以批判。

面對傅滿洲等美國的“文化產品”，這種批判對于解構西方文化霸權有積極意義。但若將文化挪用視作主要矛盾，則無助于解決國內勞資矛盾、國際南北矛盾。在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當代美國，經常出現“白左”批斗普通人，因為他人收藏的異國裝飾品上綱上線的事件，這些事件總體上強化了美國社會對進步主義的反感。

自里根以來，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產業鏈外移、技術革命等因素影響下，美國貧富差距加大，大量本土勞工面臨經濟惡化困境，甚至結構性失業。

美國弱勢群體選擇在參議院里被認為“最左”、擅長演說和辯論、本身又是黑人的年輕參議員奧巴馬，希望奧巴馬能兌現“我們能改變”的承諾；奧巴馬提出一系列旨在擴大政府開支、幫助弱勢群體的進步主義政治路線圖，在奧巴馬執政的鼓舞下，以及新興媒體的支持下，美國進步主義者展開聲勢浩大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運動，各種“弱勢群體”開始通過社會運動聲張權利。

但奧巴馬執政八年后，身份政治并未解決勞工經濟問題，甚至未能解決黑人社區犯罪率較高、警察歧視性執法的問題，總體而言美國社會矛盾呈上升趨勢。對身份政治的厭惡直接導致一些選民在2016年故意選擇反“政治正確”的特朗普，或者直接面對自由主義經濟系統性問題的桑德斯。

“白左”的問題來自幾個方面：

其一是斗爭方式失當。“白左”擅長對概念進行解構，但經常將斗爭擴大化，成為美版“文化大革命”。

“白左”群體在媒體上對“政治不正確”的言論、概念和文化產品進行審查，希拉里2016年號召支持者“檢舉”朋友家人圈里的特朗普支持者，這些行為不但激發溫和派民眾本能反感，而且引發歐美民間對“共產主義專制政治”的仇恨。

其二是在辯論中“因信稱義”，因而難以服眾。

身份政治的大部分參與者缺乏政治學訓練，慣于以身份區分敵友，認為“黑人”、“女性”、“LGBT”等標簽天然帶來正義性，而給對方扣上“種族主義”帽子就可讓對方受到主流社會譴責。隨著身份政治泛化，美國社會對于“種族主義”指控的敏感度下降，反倒令激進右翼運動收獲一批厭倦政治正確的擁躉。

其三是選擇性執法。

例如部分女權活動家專注于歐美國內“維權”，但并未對有真正迫切需要的中東、非洲國家婦女給予實際援助。在國內，“白左”的政治正確首先針對黑人、女性、少數性向群體，但對老人、亞裔的支持較少。

當然，在現代社會里，每個人都有權只關注自己感興趣的議題；但在不同弱勢群體、不同權利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一些動物更加平等”的問題。

在這些問題中，第一點可以歸因于長期處于民間的“白左”缺乏政治斗爭經驗，可以說情有可原。第二、三點則暴露出“白左”的軟弱性，一些西方年輕人參與進步主義運動只是為了獲得心理滿足感，并沒有深入參與左派政治運動的覺悟。社會心理學理論認為，群眾參與社會運動以獲得共同身份，從而獲得被尊重感（dignity）。

當前美國貧富、種族、意識形態、虛實經濟四大問題難以徹底解決，美國社會對黑人、女性、移民的歧視客觀存在且難以緩解，這些群體有動機自發尋求平權；“白左”看到上述社會問題并同情弱勢群體，這種樸素感情是合理且正當的。但美國進步主義者缺乏階級意識和視野，因此只能為小群體爭取權益，無形中將社會分化；在小群體間出現矛盾，例如常見的黑人欺凌亞裔事件中，“白左”仍暴露歧視行為。

從歷史來看，美國的工人運動就具有這樣的小團體特點，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工人為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與資本家流血拼殺，其斗爭惠及后世；但與此同時，美國白人工會也打壓甚至屠殺華工，對其他移民、低技術工人也不友好。當前反倒是班農、盧比奧等右翼民粹人士公開聲稱要建立“跨種族的工人政黨”，這對于“白左”不能不說是莫大諷刺。

班農（資料圖/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