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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中國有1660萬農村貧困人口，約400個貧困縣，近30000個貧困村。2012年底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為9899萬人，在6年時間內累計減少了8200萬人以上。

我原以為自己對中國了解很多，但直到在中國最貧困的縣和最貧困的家庭待了幾個星期，才知道精準扶貧是如何起作用的。

我看到了以下幾種扶貧舉措：產業扶貧、易地扶貧搬遷、勞務輸出扶貧、交通扶貧、水利扶貧、教育扶貧、金融扶貧等。

有三件事讓我感到驚訝：（1）政府為貧困家庭建立了檔案，里面記錄每個家庭成員的情況，檔案每月更新一次，信息定期發往北京；（2）省、市、縣、鄉、村五級黨組織書記直接參與扶貧工作的協調和實施；（3）年輕黨員對口幫扶貧困家庭，在貧困村生活不少于兩年。

此外，在如此多的地方投入如此多的資金，我認為腐敗將是不可避免的問題。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在披露其錯誤的時候極其公開，2018年，共查處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13.1萬件，處理17.7萬人。

2019年3月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福表示：“誰要想動扶貧這個奶酪，或者敗壞脫貧攻堅的名聲，也要嚴肅處理，不能讓他得好處”。

我一直在中國最貧困的地區游歷，因為我正在制作和主持一部關于中國獨特的“精準扶貧”的大型紀錄片。我最近有一個擔心：即使扶貧成功了——即使到2020年消除了所有極端貧困——在那之后會發生什么呢？家庭收入剛過極端貧困線一年，并不能使他們達到“小康”。那么，如何使中國的減貧可持續呢？對這個問題需要繼續保持警惕。

李君如：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決策和執行機制，還要了解中國共產黨和同級組織之間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在中國共產黨和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等同級組織之間，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既支持它們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而不包辦它們的工作，又根據人民群眾的要求來協調處理它們工作上出現的問題。

庫恩：中國共產黨在決策時還有一個特點，在改革開放中對新政策的制定采取十分謹慎的態度，總是在試驗、檢測、修正以及改進的基礎上制定新政策。

李君如：中國共產黨決策的總原則是實事求是，根據實踐需要決策，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并及時改正。

六、中國共產黨的反腐行動是黨內斗爭嗎？

庫恩：中國共產黨的反腐行動舉世矚目，但也有一些非議，說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斗爭，怎么看這個問題？

李君如：中國共產黨反對腐敗的斗爭是黨的自我革命，這種斗爭不是排除異己的斗爭。中國共產黨反腐敗斗爭最大的成就，是不僅凈化了黨的肌體，而且使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密切了黨群關系，鞏固了黨的執政基礎。

庫恩：國際社會還有一種議論，說在中國共產黨一黨領導下反腐是不可能成功的。

李君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腐敗斗爭，依靠的是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有一整套自我凈化的機制和立體的監督體系，已經取得了不可抹煞的成就。那種認為只有多黨制才能預防和反對腐敗的觀點是不正確的，世界上許多多黨制國家并沒有預防腐敗的發生，還常常把反腐敗斗爭異化為排斥異己的黨派斗爭，并不是成功的經驗。

當然，中國共產黨是非常清醒的，認識到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敗是一項長期的斗爭，不僅要堅決、果斷，而且要有長期斗爭的思想準備和戰略部署。為此，黨中央提出這場斗爭第一步先解決“不敢腐”的問題，造成強大的震懾力，然后再一步一步解決“不能腐”“不想腐”的問題。也就是，要從“打老虎”“拍蒼蠅”到建立健全反腐制度，堅持依法治國、依規治黨，把權力真正關進制度的籠子。

應該講，強調依法治國、依規治黨，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也是全面從嚴治黨、深化反腐敗斗爭的需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時，令人注目地把黨內法規建設和依規管黨治黨也列入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依規管黨治黨之“規”，包括了一個黨的根本大法、兩套黨內法規體系。黨的根本大法，就是黨章。兩套黨內法規體系，一套是以保障黨內民主、實現黨員權利和義務、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為目標的黨內法規體系；一套是以保障黨的集中統一、嚴格黨員紀律、增強黨的拒腐防變能力和抵御風險能力為目標的法規體系。

前一套黨內法規體系，包括發展黨員規定，選拔任免干部規定，黨內民主生活和組織生活規定，干部學習培訓規定，以及定期召開黨代會、選舉黨委會和黨委實行集體領導的規定，等等，是“扶正”體系；后一套體系，包括十八大以來最有名也執行得最堅決的中央八項規定，還有關于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的規定，等等，是“祛邪”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