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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取得了驚人的增長表現，這令今天仍然貧窮的經濟體尤為關注。這里非常適合驗證人們常說的那些增長前提條件的有效性——不是要尋找一個可復制的“模式”，而是要通過觀察發現哪些方面即使在最困難的環境中也是可以做到的。

諸多實證研究的方法和測量技術往往會強調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的重要性。但是在1994年之前，人力資本的總體積累主要是緣于人口的增長，而人均人力資本的增長成為主要驅動力基本是在1995年之后(Li et al.，2009)。直到1999年，顯著的教育擴張性增長才開始促進人力資本的加速形成。

在1997—2007年間，中國高校的招生增加了近5倍(Whalley and Zhao，2010)。

1978年，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能力還很薄弱，國家也比世界上大多數貧窮國家還要踵決肘見。當74歲的鄧小平接掌了這一大國的領導權時，人民正飽受著饑餓并且淤積著憤慨。

鄧小平的傳記作家傅高義是這樣描述的：“鄧小平深知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爛攤子，國家仍因‘文革’的混亂而步履蹣跚——在‘文革’中，年輕人被動員起來批判高級干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們拉下馬，使這個接近十億人的國家陷入一片混亂。當時占人口總數80%的中國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區區40美元，人均糧食產量還不及1957年的水平。”（4） (Vogel，2011)

當時中國的人均GDP是154美元，約為加納或喀麥隆的五分之一。

20 世紀70年代，“軍隊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趕下臺的老干部，但他們對自己占據的職位既無準備又缺省素養。軍隊變得臃腫不堪，并疏于軍務，有些在地方任職的軍隊干部享受著當官的特權，卻不務正業。交通與通信設施破敗不堪。大型工廠的生產仍在采用1950年代從蘇聯進口的技術，設備也處于失修狀態。大學在過去10年里基本上被關閉。知識青年被迫下放農村，但讓他們繼續留在那里變得越來越困難。城市又無法為他們提供就業，更不用說那些想進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萬農民。再者，城市居民擔心自己的飯碗，并不歡迎新來的人”(Vogel， 2011)。

在酷愛橋牌的鄧小平(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唯一的正式頭銜是“中國橋牌協會榮譽主席”)看來，駐足于過去發生了什么，或糾結于誰的過失導致了這一切已經不是當下的主題，所以不必為此浪費時間。

“就像他打牌時的表現一樣，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認識并接受權力現實，在可能的范圍內做事。”

鄧小平并沒有勾畫一幅致富的宏偉藍圖，而是務實地承認他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他堅信，自然資源的匱乏、人力資本的孱羸、基礎設施的短缺，甚至中國商業環境的糟糕現狀都不會阻止他創造經濟奇跡。他只是覺得他虧欠著他的人民。他采取了一些常識性的原則，這最終證明是在全球發展歷史中最驚人成功的秘訣，是對當時主流范式、主導思想、老朽教材的傳統政策處方的有力控訴。

鄧小平是一個集謙卑、自信和專注于學習知識于一身的完美典范。他在新加坡會見李光耀時，向后者詢問了關于如何規避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發展制約的一些基本問題。

他鼓勵學習新加坡和韓國，還借鑒了日本以及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地區的成功經驗。他向其他官員提出要求，要求他們擴大自己的視野，去世界各地訪問并帶回新的理念、新的管理辦法、有前景的新技術，并進行實驗。

他解決問題的方法類似于剛果巴特克人中的伐木者，他們認為“要通過砍伐樹木來學習如何砍伐樹木!”他主持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吸納了中國當時大量的低技能人口，這不僅實現了高參與率和低失業率，而且還使低技能工人通過工作和學習提高了自身的人力資本，獲得了在職培訓和“軟技能”，為中國制造業部門的產業和技術升級做好了準備。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鄧小平的勞動密集型戰略也促進了競爭力較強的私營行業的誕生，這提高了政府的稅收水平，也為國家的儲蓄和投資政策拓展了空間。

對于玻利維亞、布隆迪、緬甸這些低收入國家，其勞動力的規模比較容易管理，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為它們提供了令人鼓舞的經驗:人力資本基礎薄弱對激發經濟增長不構成根本上的約束。通過充分利用自身的稟賦結構，選擇最豐裕的生產要素(通常是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即使是人力資本非常薄弱的國家仍然可以實現高增長率。

在這個過程中，它們積累了充足的儲蓄和資本，從而逐漸實現了稟賦結構的升級。在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下，如果將自己薄弱的人力資本投入到與它們的比較優勢相一致的產業——通常是處在價值鏈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落后的經濟體仍能收獲好的成效。

當這些國家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并向技術前沿邁進時，它們在攀登價值鏈的過程中，又會需要不同類型的技能(高水平的技術和復雜創新、設計、分析和解決問題等認知技能)。

經濟學文獻中會頻繁地指出，在許多低收入國家，質量普遍較差的教育體系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約束條件。的確，這是一個普遍且嚴峻的現象。在許多非洲國家，雖然基礎教育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教育質量和學習效果仍然不好。

調查結果顯示，在非洲大陸領先國家之一的坦桑尼亞，20%的七年級學生無法閱讀一段斯瓦希里語(Bold et al.，2012)。但是，研究人員如果從這樣的調查結果得出結論，認為“高質量”的教育成果(作為高水平人力資本的替代指標)是開啟經濟增長進程的絕對先決條件，恐怕還為時尚早。

事實上，這種斷言似乎在概念上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卻難以用實證和歷史來驗證。認為貧窮國家的勞動力狀況既規模有限又很難令人滿意，使人想起了伍迪?艾倫的一個故事片段:一個女人生氣地抱怨著餐廳的菜不好吃，她的同伴不僅欣然同意，還添油加醋地說菜的分量給得太少……此外，無論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如何，教育培訓質量和勞動力素質始終都是政策制定者們需要關注的問題。（5）

這也很自然:增長和發展總是意味著稟賦結構和經濟體比較優勢的變化，隨著追趕過程(在此期間通過模仿可以實現高增長)的結束，技術水平越來越接近前沿，發現新的商機變得越來越具有挑戰性，這種變化的速度也會逐步下降。

低素質的勞動力似乎是經濟發展的障礙，而繞過這一障礙并不困難。

如今的世界，技術創新使知識轉移和培訓的成本比以前低了很多，各種發展要素——包括高技能勞動力——的移動也越來越頻繁，貧窮國家能夠吸引到幾乎所有它們需要的能力和專業人才，它們的方法也是多樣的，可以利用自然資源給它們帶來的收入(有些海灣國家一直在這樣做)，也可以圍繞自己的比較優勢設計和實施增長戰略，以發展競爭性產業(比如毛里求斯)。

同理，高素質的勞動力并不一定可以轉化為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和貧困削減。許多發展中國家從微薄的財政資源中撥款打造優質的人力資本，卻并沒有得到預期的經濟收益。這不僅僅是古巴的情況，像印度、加納、喀麥隆或肯尼亞這些國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都優先發展教育，并培養了大批各個領域的專業人才，這些公共支出通常來自向貧困農民所征的高額稅收。

然而，這一戰略并沒有培育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和創造出就業機會，許多高技能人員不得不背井離鄉，這導致了它們花費重金積蓄的稀有人才的流失。

高素質勞動力不一定能轉化為更高經濟增長率。圖為馬拉維培訓的護士們。

最近，甚至有不少這樣莫名其妙的故事，馬拉維前總統穆塔里卡經常講述他曾經的工作重點之一是培養世界一流的護士。他將大量的公共開支用于這項培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馬拉維的護士迅速成為全世界的搶手貨，英國政府甚至推出了吸引他們的招聘計劃。

當然，由于馬拉維缺乏相應的工作崗位，許多護士在畢業的那一天就離開了自己的國家。這令穆塔里卡總統在疑惑中無奈道：難道人均國民收入300美元(2010年)的馬拉維應該為當年人均國民收入36000 美元的英國醫療體系提供補貼嗎？面對這樣的矛盾，一些研究人員強調所謂的人才流失收益，即那些移民可以寄回自己國家的潛在的大量匯款。

各種實證研究的確表明，這些匯款額往往是相當可觀的，并可以通過多種渠道有力地影響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Imai et al.，2012)。然而，這樣的分析忽略了無法量化的正外部性，那就是當貧窮的社會里最訓練有素的年輕人移民國外時的損失。

假設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并沒有遠走他鄉，僅僅是他們的存在本身就將在本國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這些人會成為年輕女孩們學習的榜樣，為國家帶來社會和經濟上的紅利。愛因斯坦曾這樣說道:“教育者，學校所習盡數送還先生以后之余剩也。”（6）

注釋：

（1）參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報告(OECD,2001)以及Liu and Greaker (2009)。

（2）人力資本存量的測量是通過間接的(如殘差估計)或直接的方法。間接的方法通常包括以用于生產國民凈收入的投入(自然資源存量、人力資本存量、物質資本存量和金融資產)來估計國民財富。通過對由其他財富組成的收入流的計算，人力資本存量可以作為殘差或國民凈收入中難以解釋的部分而被扣除。一個類似的殘差計算方法是基于國民賬戶，將人力資本作為財富總量和有形財富的總和(即生產資本和自然資本)之差來計算。

這種間接的殘差法越來越被認為是不理想的，因為它不能解釋人力資本為什么是發展的原因以及它是如何發展的，所以幾乎不能為政策制定提供什么建設性的信息。此外，人力資本的間接推算方案也會受到會計等式當中各項指標測量誤差的影響。

（3）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于2009年11月16日在復旦大學的演講。

（4）引自中文版《鄧小平時代》(三聯書店2013年版)，譯者馮克利，下同。——譯者注

（5）學生能力國際調查(PISA的15歲學生以及TIMMS的四年級、八年級學生)的結果總是顯示，在類似的正規教育情況下，個人的實際能力在不同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具有很大的差別。

（6）譯文引自林語堂的《林家次女》,原文為“Education is what remains after one has forgotten everything he learned at school”。——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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