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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不是蒙文通的看法，毋寧說，作者希望我們從蒙文通的“革命儒學”中進一步思考這樣的問題：即便《王制》為平民享有與貴族同樣的晉升國家權力階層的機會提供了法理，也不等于《王制》中的這一法理與現代的“主權在民”原則若合符節。蒙文通是睿智高士，不大可能真的不懂，平民革命與“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革命并不同義。蒙文通專論今文家革命觀的主要文本有兩種，即作于1930年代的《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文言文）和作于1960年代的《孔子與今文學》（語體文），內容似乎完全相同。筆者拿不準，作者引用過的《孔子與今文學》中那段贊揚“人民大起義”的話，在《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中是否有過如此直白的表達。筆者倒是注意到，作者兩次提及蒙文通與革命軍儒將的私交，似乎并非信筆而至：在臺兒莊戰役中戰死沙場的王銘章將軍（1893—1938）是四川人，參加保路運動時還不到20歲，但他的文史學識足以與蒙文通共同探討周秦民族史問題；嚴立三將軍（1892—1944）是湖北人，16歲就入陸軍小學，其文史學識卻非比一般，他懂得“學有漢宋之殊，宋儒于性德之奧抒發至矣，惟但有內圣而無外王，則于經世之旨不足”（頁195、236）。這讓筆者想到，中共將領中的儒將更多，《朱德詩詞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陳毅詩稿》（文物出版社，1979）、《葉劍英詩詞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就是證明。

看來，作者的曲折筆法隱含著這樣一種政治哲學思考：創生新共和的革命與其說是“中等社會”的革命，不如說是中國文明的中堅階層的革命。這個階層以德性唯尚，并不從屬于任何階層，因為，這個階層的形成端賴于以儒家教育為主體的中國文教不絕若線的養育。平民并非德性的符號，正如知識人甚至儒生也并非德性的符號——荀子說過，儒生也有“俗儒”“爛儒”。

中國文明極高明道中庸的高明之處在于，讓無論出生于何種階層的人都向優良德性看齊。周恩來出身官宦世家，是周敦頤的第33世孫，從小就自覺地以周敦頤為德性楷模，其高祖周元棠在青年時期留下的《海巢書屋詩稿》甚至陪伴他度過晚年的艱難歲月。毛澤東出身富農之家，其詩才因凌云之志而蓋世無雙，作為王者其文史修養也前無古人。由此看來，我們與其關注現代中國革命與古代儒家革命論的內在關聯，不如關注現代中國革命志士與古代德性論的內在關聯。畢竟，這個問題關乎如何在后共和政治狀態中保有中國文明的優良德性傳統，以免中國文明的中堅階層整個兒成了自然權利論的信徒——這才是文明自毀的古今之變。

毛澤東與周恩來

余論

作者在“導言”中提到筆者的舊作《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并謙虛地說，他的這部論著受到筆者舊著的啟發。確如作者所說，筆者舊著的主要目的“仍是想在中國傳統內部找到現代性危機的根源”，而作者得到的啟發是，從中“看到了一條彌縫傳統與現代裂痕的道路”（導言，頁13）。畢竟，由于時代語境和人世經歷的差異，筆者舊著關注的問題與作者所關切的問題有所不同。

1967年五月初的一天，筆者還未滿11歲，家父急匆匆跑回家，命我把家里的《朱德詩詞集》燒掉。筆者后來才知道，這是“二月逆流”事件的結果。當時，學堂已經停課鬧革命，筆者在家無事，燒書時不是一把火燒掉，而是一頁頁撕下來，讀一頁燒一頁。筆者迄今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這樣的新共和開國元帥戎馬倥傯，為何與古人一樣詩情不斷，而且詩筆古雅？

家父命我一同燒掉的還有多卷本《沫若文集》，因為沫若自己宣布，他過去的所有作品當付之一炬。筆者也是讀一頁燒一頁，那時筆者才小學四年級，僅僅對文集中講的故事感興趣。筆者迄今還記得的并非是沫若留學日本的經歷，而是他在北伐軍政治部的經歷和前往南昌參加起義途中的歷險。長大后每讀沫若的文史論著，筆者都會想起這位一代文豪曾有過的革命軍旅生涯。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沒有論及廖平，作者的這部論著讓筆者認識到廖平經學的革命品質，這是筆者的最大收獲。遺憾的是，作者沒有論及廖平的哲學。畢竟，廖平是哲人，其經學是哲學，如蒙文通所說，“廖先生說古文是史學、今文是經學（或哲學），的確是顛撲不破的判斷”（頁216）。因此，這部論著難免讓筆者想到一個問題：蒙文通的經學觀是廖平經學的推衍嗎？筆者的直覺恰好相反：蒙文通一再背離宗師。

蒙文通認同現代史學的觀點，《王制》不是孔子的設計，而是漢初博士的設計，這無異于腰斬了“知圣”論這一廖平經學思想的要核。自二變以來，廖平抨擊宋儒憑靠孟子建立的心性之學抹去人的德性差異不遺余力，一以貫之地強調圣人與賢者的德性等差，蒙文通則要打通孟子心性之學與公羊學，因為他相信，“經歷了啟蒙的智識人不會再去相信那有如上帝般的孔圣人了”（導言，頁12）。就此而言，蒙文通的經學觀與廖平經學實不可同日而語。

2018年5月23日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本文轉載自“六點圖書”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