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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真的在乎中國的民主？

美國的“高尚”政治設想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按鄒讜的分析，是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錯誤期待——這一分析同樣多有似是而非之處，實際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哲學思考。鄒讜提出的論點是：既然希望“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要為美國自身的利益服務”，就得對當時國民政府的狀況和性質有充分和清醒的認識。美國在1942年因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才開始積極援助中國，希望中國撐住，但這時國民政府已經(jīng)在日本的強大攻勢下苦苦撐了四年，連黃河決堤這樣的自殘行為都干過了，國體遍體鱗傷……美國軍政官員到中國后看到，政府效率極低，“腐敗成風”，“以槍決相威脅強迫服役”，“更多的中國士兵死于疾病和營養(yǎng)不良，而不是死于戰(zhàn)場”……“在國民黨政權下，到處可以聽見人民的怨聲載道”——為了讓中國幫助美國完成戰(zhàn)略任務，美國軍政官員感到，必須全面改造國民政府，“使它不僅在戰(zhàn)場上，而且在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改革的領域內能夠與中國共產(chǎn)黨展開有效競爭”（頁50-51）。這一說法非常值得玩味，因為，這意味著，美國政治觀察家在中共那里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為了有效實現(xiàn)自己的戰(zhàn)略目的，美國應該援助中共，但這樣做明顯有意識形態(tài)上的障礙，因此美國被迫對改造國民政府報以期待。令人驚訝的是，鄒讜的分析竟然認為，這一期待是美國犯下的一大政治錯誤：為了自己的利益，美國竭力支持的政府不僅不是民主的，甚至是專制加腐敗的政府——他的論斷不能不令人敬佩，畢竟，鄒讜是國民黨元老之子。如果因為其父與蔣有派系之爭，把鄒讜的論斷視為懷有私心，就看錯了這位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的基本學養(yǎng)和品德。由此而來的問題是，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民主改造是否可能，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美式民主在中國是否可能。

鄒讜描述說，國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隨之進入一黨“訓政”階段。按孫中山的構想，為期六年的“訓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對建立憲法民主有思想準備的一種臨時措施。然而，國民黨政府實際上的發(fā)展趨勢卻是鞏固黨的專政，使權力集中于一人之手”（頁44）。言下之意，蔣介石的治國方向與憲法民主背道而馳。鄒讜教授列舉了如下事實：每次修訂憲法草案時，國民代表大會的權力都“少得可憐”，甚至出現(xiàn)“藍衣社”這樣的仿納粹組織。人們可以為蔣介石找到這樣的辯護理由：當時中國仍處于分裂狀態(tài)，納粹德國的崛起，讓蔣介石深感佩服，以為仿效納粹黨式的統(tǒng)治可以迅速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鄒讜作出的反駁是：“蔣介石從未能建立一個團結的黨和高效率的政府”（頁44）。

蔣介石政權在憲政民主建設方面倒行逆施，究竟是因為外在條件的限制，還是由于蔣介石自己的個人能力、甚至國民黨本身的性質限制所致呢？鄒讜分析說，兩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南京政府成立十年后（1937年），國民黨已經(jīng)有了三十個比較現(xiàn)代化的師，還擁有了空軍，對邊遠省份的軍閥政權已經(jīng)形成政治和軍事壓力，重工業(yè)和輕工業(yè)也初具規(guī)模。然而，日本帝國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南京政府的實力受到毀滅性打擊（頁45）——在淞滬戰(zhàn)役和保衛(wèi)首都南京的戰(zhàn)役中，蔣介石最精銳的中央軍“就被基本摧毀了”（《再闡釋》，頁119）。隨之，輕重工業(yè)基地全部喪失，國家首都被迫兩度遷移。

不過，全國聯(lián)合抗戰(zhàn)卻使得蔣介石意外獲得至少表面上統(tǒng)一的中國，擁有了三百個師的聯(lián)合軍隊，蔣介石不能直接指揮的主要是共產(chǎn)黨的幾個師。在這樣相對有利的形勢下，蔣介石為什么仍然不能有效統(tǒng)帥全國？鄒讜認為，這是由于蔣介石施行獨裁統(tǒng)治，一切取決于“對他個人的忠誠”，以致于他的統(tǒng)治無異于在“加劇現(xiàn)存的分裂狀況”（頁46）。鄒讜很清楚，從制度上看，這是軍權僭越黨政的后果：蔣介石倚靠軍事力量搞獨裁，他搞的新生活運動目的是為了國家軍事化。太平洋戰(zhàn)爭后期（1944年6月），在華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向美國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題為“中國的局勢和關于美國政策的建議”。鄒讜認為，這份備忘錄“對國民政府的弱點作了最系統(tǒng)和最詳盡的分析”：經(jīng)濟崩潰、軍隊喪失士氣、官僚主義、知識分子和工薪階層不滿，對農民濫用職權——謝偉思的分析還涉及國民黨的性質，說這個政黨是“一個主要興趣在于維護個人權勢，排斥外來者，為爭地位而相互傾軋的保守的政治集團”（頁176）。1944年底，另一位在華美國外交官戴維斯在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甚至認為：由于承認蔣介石政權，美國“已被牽扯進一個逐步腐朽的政權，并在和中共建立軍事和政治合作方面受到了嚴重限制”（頁180）。鄒讜顯然同意這樣的觀察，因為他在書中用自己的話寫到，國民黨“未能給中國的社會、經(jīng)濟、政治問題找到根本的解決辦法，這就使得它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務（頁50）。歸根到底，在鄒讜看來，正是由于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及其政黨的腐敗，使得美國的“高尚”設想難以實現(xiàn)。但他挑明的問題實際卻是：為了自己的國家理由，美國其實并不在乎國民黨政權的專制性質，仍然認為“沒有任何國民黨領導人可以取代蔣”（頁47）——這意味著，只要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就會支持專制的獨裁政權。所謂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不過是美國用來打的一張牌而已，美國的國際政治原則的基礎其實是不講道德原則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問題涉及到美國在戰(zhàn)后依靠什么政治力量幫助中國重建民主憲政——美國選擇了全力支持專制腐敗的國民黨政府。1945年元月，二戰(zhàn)近于尾聲但尚未結束，負責推動中國重建民主政制的美國大使赫爾利在給國務卿的報告中說：“美國不應向作為一個政黨或作為反國民政府的暴動者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提供軍需品或援助”（頁161）。說這話的赫爾利并不知道但鄒讜知道，反政府的“暴動者”這個稱號最早是用在孫中山黨人頭上的。

1905年，出洋考察五大臣尚未踏出國門就遭革命黨人恐怖襲擊，梁啟超首次把“暴動者”這個現(xiàn)代稱號送給了孫中山革命黨人。鄒讜很清楚，國民黨的北伐之舉就是反政府“暴動”，而且是反民主政府的“暴動”。畢竟，當時的北洋政府至少名義上是民主政體——鄒讜在后來的研究中才明言指出，“孫中山在處心積慮發(fā)動一場使中國強大的革命運動時”，在乎的根本不是個人自由。因為孫中山認為，中國人歷來都有太多的個人自由，但國家而非個人才應該享有“完全”的自由……似乎國家就應該有專制的自由。鄒讜說，這表明孫中山根本就沒搞清“國家-社會的關系問題與政治權威主義問題”（《再闡釋》，頁16-17）。

五大臣使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