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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主的美國與中共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認為，美國當時在中國的外交官缺乏意識形態常識，把中共在現實政治斗爭中的策略之計誤認為在搞民主，結果搞錯了中共的性質和意圖——這種錯誤觀點在當時甚至得到美國官員、專家和公眾輿論的廣泛贊同（頁194），絕非個別外交官的偏見：廣泛的贊同就是民主的贊同。有的專家甚至斷言：“國民黨中國”才“可以被稱為封建中國”，“共產黨中國”則“可以被稱為民主中國”，畢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質是主要適用于農村條件的資產階級民主”（頁201）。這些觀點在冷戰高峰時期當然顯得幼稚可笑，作者筆端也帶有明顯甚至夸張的冷戰意識形態色彩。可是，在當時和今天，這些觀點卻顯得既嚴肅又認真。更重要的是：鄒讜在針砭這些“幼稚得可笑”的看法時，同樣滿含春秋筆法。

鄒讜說，美國是一個以自由民主為尚的國家，其政治理念“具備天賦的高度的道德統一性”，但正是這種“理所當然的道德統一性妨礙了對美國政治傳統的長處和缺陷形成認識，阻止了自覺的國家目的的成熟”（頁195）——換言之，美國長期不具文明大國意識，恰恰是其自由主義政治理念“理所當然的道德統一性”所致。何謂“自覺的國家目的”，或者說何謂“大國”意識，是嚴肅的政治問題，與“更加深刻的價值觀念問題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但鄒讜指出，美國的自由主義政治學傳統主張價值中立原則，放棄了探究嚴肅的政治問題，使得“普通的美國人在美國民主的含義和理論基礎問題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導”（同上）。

說到底，自由主義理念的道德統一性僅僅是看似“理所當然”，并未經過嚴肅認真的檢審，本質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并不具有文明性質。一個國家如果受這樣的政治理念支配，這個國家的國際政治原則也是自私自利的。眾所周知，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興于1919年，與“巴黎和會”對中國的欺凌有直接關系，因此，中共一直高舉“反帝”旗幟。

盡管如此，美國一直未介入中國因政制選擇而出現的黨爭和內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年，蔣介石曾對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表示，暗中擴大的共產黨勢力最終會威脅到國民政府的存在。約翰遜隨即向華府報告：“美國和英國如不能及時地援助中國，最終便可能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頁49）。對此，美國政府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為了讓中國拖住日本，積極支撐命運危艱的國民黨政權的美國甚至“阻止國民政府使用武力鎮壓中國共產黨人”，以免發生大規模內戰，不利于美國的對日軍事戰略利益（頁131）。

正是出于美國自身的利益，要中國更有耐力頂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戰爭中期而非戰后，美國就積極促動國共兩黨攜手合作，重建民主中國。然而，時在中國的美國外交官發現，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國的政治勢力出現了新均勢：共產黨勢力在國民政府和汪偽政權的夾縫中強勁崛起，與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形成鮮明對照（頁47）。1944年，美國政府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已經非常惱火，有外交官建議，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共產黨政權——史迪威將軍甚至設想，讓共產黨軍隊參與滇緬戰役，這意味著要用美式裝備武裝共產黨軍隊。1944年6月，謝偉思在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說，如果國民政府不徹底“改革以重新獲得人們的支持……那么美援將是無效的”（頁178）。謝偉思建議美國政府向國民黨施壓，迫使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建立聯合政府。他還認為，美國政府可以“向共產黨提供武器”，“與共產黨建立工作關系”，以便“美國解脫它對腐朽政權的全部承諾”——他甚至設想，“以共產黨人為最強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聯合政府”“相當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盟友（頁179）。

這一設想基于對中共的民族主義性質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維斯在提交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所認為的那樣：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性質。如果美國為中共提供軍援，就會對中共“擺脫蘇聯控制施加相當大的影響”，這顯然有利于美國在戰后保持自己的利益（頁180）。

在延安的美國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還有一個重要理由：共產黨政權是民主政權——謝偉思在1944年9月的報告中說，中共“變成了一個尋求按民主秩序長入社會主義的黨……變成一個并不尋求早日壟斷政治權力的黨”（頁182）。用鄒讜的表述，日本的侵華戰爭給共產黨“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在控制的地區內顯示改革綱領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國民黨政權的戰時“腐敗和壓制性措施”明顯是反民主的，以至于激發了廣大階層的不滿（頁51）。

這樣一來，美國便面臨一個非常大的難題：無論從戰時還是戰后遠景來看，國民黨政權都在逐步削弱，軍隊和政府機構的能力在腐敗中衰退。相反，共產黨卻在蓬勃發展，贏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賴，以至于“出現了可以取代國民黨政權的選擇”。1944年，美軍觀察組訪問共產黨地區，那里的“朝氣蓬勃、充滿希望、自力更生和獻身精神與國民黨中國的黑暗、停滯、絕望、自私形成了鮮明對照”（頁184）——這聽起來哪像是個自由主義者說的話。

在評論謝偉思的觀點時，鄒讜教授以顯著修辭嘲笑謝偉思在意識形態方面愚昧無知，說他不懂得中共的列寧主義組織原則的性質：這種性質要的就是全部政權，以便全面改造國家，掌握政權是“對社會制度進行迅速和深刻改革必不可少的工具”（頁182）。更為顯著的是，鄒讜指出，謝偉思等人在政治觀念上犯了常識性錯誤——搞錯了民主觀念的性質。他們竟然以為，“任何得到群眾支持和推進大多數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共產黨享有群眾支持，并顯然是在關心大多數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說，至少存在著民主傾向”（頁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