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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說，何謂“民主”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鄒讜基于美國自由主義式的民主理解，高調批判甚至嘲笑謝偉思等人對中共民主性質的理解，并不讓人奇怪。但奇妙的是，鄒讜在書中別的地方又不動聲色地為中共的群眾式民主提供有力辯解：“回顧歷史，事實清楚地說明，盡管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在外國影響下產生的，早年完全受蘇聯代理人支配，但是它通過在游擊戰爭中掌握領導權，現在已取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在佃農耕作的中國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根……即使沒有外援，它也仍然是個勁敵”（頁174）。這話看似在歸納美國外交官的觀點，情形也可能是：鄒讜在借歸納美國外交官的觀點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支撐這一推測的證據，可以找到內證和外證兩種。內證僅需要對比鄒讜對國民黨政權的分析就可以取得：在中國土地上，要搞美式民主缺乏土壤，因為，這個土壤遭到外國列強兩次大破壞。

首先是晚清時期西方列強對中國政治土壤的破壞，這包括中國新派智識人在西方民主理念引領下自己破壞自家的政制傳統（比如倡言廢除科舉制）——盡管從邏輯上來說，這個觀點并不能說明沒遭破壞的土壤就適合西式民主；然后是日本入侵對初生的中國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毀滅性打擊。外證則可取自鄒讜后來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著名研究，其重點正是中共的群眾民主的本土性。用他的話說，這是“結構約束下的選擇”。鄒讜指出，西方漢學家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科舉制如何在中國歷史中所扮演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似乎倘若沒有廢除科舉制，中國搞西式民主就要容易得多——廢除科舉使得中國基層政權出現全面劣質化蛻變，鄉紳衰落、土豪劣紳崛起。在由此形成的“結構約束下”，鄒讜把“依靠農民的革命”看作是“中國革命中的創新”：“毛澤東合理地說明了（rationalized）為什么中共要依靠包括農民這樣的非無產階級”（《再闡釋》，頁119，112-113及125以下）。

那么，中共究竟是民族主義性質還是共產主義性質？共產黨的戰時民主政策究竟是現實政治斗爭的策略之計，還是共產黨基于對“結構約束”的認識而提出的長遠方針？謝偉思當時就清楚指出，在共產黨人那里，搞西式民主僅僅是暫時的權宜之策——鄒讜肯定了謝偉思的洞察，他還補充說，在抗戰期間，共產黨人在邊區和根據地都搞民主，但程度有所不同：“在延安這個相對安全的根據地上，政府的效率和對它的普遍評價比前線地區的政府要低”（頁183）。因為，在敵后根據地，共產黨人不得不采取更為民主的權力架構，這就是所謂“三三制”：共產黨人、國民黨人和其他政治力量各占三分之一。既然如此，謝偉思的看法怎么又會是犯了常識性大錯呢？鄒讜說，謝偉思并非錯在他沒有用兩黨對峙的權力架構這一西式民主觀來衡量延安政權，而在于他誤判了中共對俄國人的態度。

換言之，鄒讜把民主政治的性質問題置換成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尤其中共與俄國的關系問題。他描述說，謝偉思認為，既然中共要利用西式民主（到什么程度姑且不論）達到最終建立無階級社會的目的，至少在戰后中共仍然需要利用西式民主，以便借助與美國的經濟合作加快戰后復興——通過采訪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袖，謝偉思得知，中共領導人不指望蘇聯能向中國提供急需的大規模經濟援助，唯有美國可能（頁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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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讜評論說，這樣的觀點表明，謝偉思沒有看清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性質。但奇怪的是，寫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時在1960年代初，鄒讜已經知道兩個事實：其一，抗戰期間，蘇聯對中共的直接援助微乎其微，何況中共與莫斯科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并非主奴關系；其二，從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為了實現雅爾塔協議的利益，一直拒絕支持中共，反倒與國民政府關系緊密，直到國共內戰的戰略格局完全逆轉，蘇聯才開始支持中共——1948年五月，蘇軍對外作戰部才讓在哈爾濱的蘇軍東亞作戰部主動與解放軍總部聯系，了解軍火需要。

因此，鄒讜在書中批評謝偉思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缺乏清醒認識，如果不是反諷，就是似是而非。如果說這些都還僅僅是外證的話，就讓我們再看幾條內證。鄒讜批評謝偉思沒有看到“中共與蘇聯在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聯系”，奇怪的是，他同時又批評謝偉思沒有看到，中共“在沒有蘇聯直接援助的情況下生存和增長的能力，他們具有土生土長的政治基礎，他們有一個并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黨的委員會中享有權力的領導集團”（頁190）。

在歸納兩位外交官的觀點時，鄒讜明確把這說成他們的觀點（頁174）。諸如此類的自相矛盾，在鄒讜的書中絕不少見：一方面，他批評戴維斯沒有看到共產黨人的現實斗爭策略與“最終目標”的區別，另一方面，他又贊揚戴維斯看到，中共“是比任何歐洲的地下組織或游擊運動更為堅強和自立的力量”（頁181）。一方面，他一再強調，“謝偉思和戴維斯對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意圖的錯誤理解……歸根結底是由于過低估計了意識形態在中共事務中的作用”（頁194）；另一方面他又說，戴維斯其實已經看到，一旦國共組成聯合政府，共產黨必將成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力量，從而，要指望蔣介石接受美國的壓力，明顯不可能（頁178）。這無異于說，至少戴維斯沒有過低估計意識形態在美國事務中的作用。

更妙的是，鄒讜自己一方面高調批評美國政治學家在意識形態方面“愚昧無知”（頁208），另一方面又斷言：美國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拋棄國民黨，轉而支持受“蘇聯共產黨控制、之后仍然在思想意識上忠誠于它的黨”（頁51）——這恰恰是有高度意識形態意識的表現。明顯的自相矛盾，自古是一種修辭方式，在冷戰時代或麥卡錫之后的時代，鄒讜需要這種古老修辭。

鄒讜在書中寫到，按謝偉思在臨近戰后時提出的建議，既然中共表達了對美國的友好態度，美國政府應該“采取積極措施使得中共脫離莫斯科”（頁191）。鄒讜沒有說的是，如果當時美國政府采取了這一“積極措施”結果又會怎樣。鄒讜并非不清楚美國政府在1949年時對中國第二共和的猶豫態度，因此，不書不等于他沒有考慮到如果美國在1944-45年間積極回應中共對美國的友好態度結果會怎樣。

總結美國對中共的認識時，鄒讜說，“正確認識中共的性質和意圖的人真是鳳毛麟角，盡管在政治舞臺上，許多人樂于事后發難”（頁208）。從他對戴維斯如下看法的評價來看，戴維斯大概屬于“鳳毛麟角”一類：戴維斯看到了中共內部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與領導人的親俄態度之間的裂痕，這種沖突甚至可能導致黨的分裂。鄒讜用戴維斯不懂得中共是按列寧主義組織起來的政黨為由，輕松打發了戴維斯的觀察，說中共的民族主義傾向不過是出于意識形態考慮的外交政策的一種策略說法（頁182）。

其實鄒讜很清楚，共產黨內的確一直存在意識形態沖突，這就是毛澤東后來一再強調的“路線斗爭”。鄒讜當時不便說的中共黨內高層沖突，在他晚年編訂的第二部文集《中國革命再闡釋》中成了一大重點論題（《再闡釋》，頁165-252）。《美國在中國的失敗》引用過1944年底（11月7日）戴維斯從延安發回的報告中的一段話，在當時以及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這話都是笑料：

……延安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新耶路撒冷。中國共產主義的圣人和先知們……熱烈地追求階級妥協和政黨聯合的陌生上帝，極為羞怯地崇拜著外國投資者這一財神，渴望以世俗的標準受到人們尊重。所有這些遠遠超出了詭計多端的共產黨機會主義。（頁181-182）

鄒讜教授讓我們看到，戴維斯不屬于“事后發難”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