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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今“天下”秩序的分界線

《大地的法》全書分四章，題為“引論”的第一章篇幅很短，由五篇短文構成，約40頁（按中譯本計算），但提出并討論的問題頗為重要，即如何區分全球時代之前的萬民法與全球時代之后的國際法。從“前全球時代的萬民法”（Vor - globales V?lkerrecht）概觀入手，通過回溯基督教和古希臘的天下觀，施米特提出了他對“法”的原初含義的理解：

對我們來說，法是關于空間分配的基本進程，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非常重要，對于共同生活在這個業已被現代科學測量過的地球上的人民來說，它意味著實現了秩序與場域的結構導向性匯合。（頁46）

顯然，“全球[視野]”（global）是區分天下秩序的古今之變的關鍵。從而，理解何謂“全球[視野]”，乃是理解施米特論題的關鍵。

第一章最后一節題為“論占取作為國際法之建構性因素”，“占取”是關鍵詞，而“國際法”指16世紀“歐洲崛起”以來的歐洲秩序賴以形成的公理性法則。換言之，歐洲國際法的形成基于“16 - 17世紀的大占取運動”（頁47）。

接下來的第二章，施米特就讓我們看到一個耳熟但未必能詳的標題：“占取新世界”。這里的“新世界”指美洲大陸。很清楚，從世界史角度講，“全球[視野]”誕生于16至17世紀的歐洲“占取新世界”的歷史運動。

第二章含三節，篇幅其實也不長（約60頁），同樣具有引論性質，尤其是第一節“最初的地球分界線”。在這里，“全球[視野]”的誕生被更為具體地界定為16至17世紀的歐洲大國對全球勢力范圍的地理劃分。

施米特提出的關鍵論題基于如下兩個要點：第一，歐洲的基督教君主國在地理大發現之后對西半球的“占取”加劇了歐洲內部的國家間沖突，歐洲國際法應運而生；第二，隨著西半球的美國崛起，歐洲國際法便走向衰落。我們必須意識到，美國是歐洲的基督教王國“占取”美洲陸地的結果，從而是歐洲秩序的延伸：為了爭奪美洲地盤，歐洲大國之間在美洲大打出手。英屬殖民地的歐洲人在北美洲建立的獨立國家即美國與歐洲秩序若即若離的關系，乃是歐洲國際法嬗變或興衰的關鍵。“歐洲中心主義”的終結或“全球主義”的興起，很可能意味著美國中心主義的興起。

因此我們看到，隨后的第三和第四章是全書主體，占全書三分之二篇幅（約兩百頁）：第三章題為“歐洲公法”，即討論歐洲紀元的天下之法的形成；第四章題為“關于新大地法的諸問題”，對應上述第二個論題即美國的崛起。所謂“新大地法”，無異于指美國的天下秩序之法。如果美國的新“天下法”與麥金德的世界歷史政治地理觀有內在的連帶關系，那么，施米特憑靠“事實依據”的史學探究即便“設防”也不可能有效。

第三章第一篇的標題是“國家成為新的國家間歐洲中心主義全球空間秩序的主導力量”，換言之，對西半球的“占取”只會是國家行為。第四章第一篇的標題是“整個歐洲的最終占取”，施米特寫到：

歐洲公法的花落時節，也正是歐洲以外的最后一塊占取之地從歐洲強國們的手中失落之日，這也是共同歐洲國際法的謝幕演出。演出的舞臺在非洲的土地上。與此同時，從1870到1900這段時期，作為亞洲的領先者日本逐步走上國際舞臺，首先進入條約關系中，繼而加入像萬國郵政聯盟這樣的管理組織，并最終被接納為歐洲國際法共同秩序中的平等一員。但是，在非洲大地上，仍然上演著歐洲國家之間為了開拓中的和新建立的殖民地社會而展開的競爭。（頁196）

歐洲強國爭奪非洲不過是“歐洲公法的花落時節”，接下來的第二節題為“歐洲公法的終結”。我們看到，施米特在這里給出的“事實依據”是，1898年的美西戰爭成為美國崛起的起點。施米特說，這場戰爭表明：

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轉向了一個開放的帝國主義時代。這次戰爭沒有遵守西半球的傳統的大陸概念，而是深入太平洋地區，甚至深入到古老的東方區域。（頁274）

從此，“干涉被正當化了，美國可以插手政治、社會、經濟等所有重要的世界事務”（頁290）。因此，“歐洲中心”的終結絕非意味著國家本位的終結，毋寧說，它僅僅意味著美國成功將歐洲大國擠出美洲，讓自己成為獨霸美洲的大國，然后以此大國身份參與重新劃分全球勢力范圍的競爭。吉爾伯特把“歐洲紀元的終結”的歷史時刻確定為1890年以來，與施米特的看法完全一致。

由此看來，《大地的法》的第一章最后一節和第二章第一節乃全書樞紐，尤其后者。施米特在這里扼要闡述了隨后三章的核心要點，但要看清這一要點，我們需要對比麥金德的世界歷史地理觀的要點。

在麥金德看來，16世紀發現新大陸之前，人類爭奪生存空間的斗爭僅在地球上的歐亞非大陸——他稱之為“世界島”（World - Island）——的兩個區域展開。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定居在歐亞大陸被海洋包圍的東、南、西面的“新月形”（Crescent）邊緣地帶，歐亞大陸“腹地”（heart - land，又譯“心臟地帶”）即這塊陸地的中部和北部，地域極為廣闊，人口卻十分稀少，但這里的草原部族卻對新月形地帶的政治體長期保持戰略優勢。憑靠哥倫布一代偉大的航海家們的地理大發現，西歐民族通過航行把歐亞大陸東西海岸連接起來，才解除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戰略優勢（《樞紐》，頁64）。

歐亞大陸邊緣地帶與大陸腹地的古典地理關系因此而發生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顛倒，這一歷史變化的關鍵在于：“當西歐的航海民族以他們的艦隊控制海洋，在各大陸的外緣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亞洲的海洋邊緣變成屬地時”，就開辟出一個新的新月形地帶——麥金德稱為“外新月形地帶”（《樞紐》，頁68）。

因此，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一開始就說，哥倫布紀元的地理發現經歷了長達四百年歷史，緊隨探險家或旅行者或傳教士的腳步而來的，是西歐王權國家對地理新發現的“政治占取”（political appropriation）。但是，到1900年的時候，哥倫布紀元已經結束，全球地表上已經“幾乎沒有留下一塊需要確認所有權申明的土地”（《樞紐》，頁44）。

麥金德沒有細說的長達三百多年的“政治占取”過程，恰恰是施米特要細說的“事實依據，包括某些具體問題”，即第三章的內容。依據這一歷史事實，施米特提出了與麥金德截然不同的現代世界的歷史觀。麥金德的目光牢牢盯住大陸心臟地帶對海屬大國以及新世界的威脅——如他相信的那樣，這是一種世界歷史性的威脅，施米特則把目光緊緊盯住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與“新世界”即地理大發現所發現的西半球的關系。

三、什么是“全球劃界思維”

倘若如此，題為“占取新世界”的第二章第一節是全書關鍵，隨后兩節不過是對第一節中的基本論點的初步展開。把握這一節也就能把握全書要義，因此值得細看。

這一節篇幅不長（大約15頁），讓我們首先關注標題：“最初的地球分界線”。“分界線”這個術語隱含“劃分”行為，按施米特對“法”的詞源學解釋，“法”意味著“劃分、占取、養育”。從而，“分界線”的劃分意味著創立一種“大地法”以及隨之而來的空間秩序。所以他說，“15、16世紀伊始的環球航行以及新大陸的發現”引發的全球劃分，促成了歐洲紀元的天下法——國際法的形成，而這個形成史“一直持續到20世紀”（頁55）。

新大陸的發現立即帶來了有關占地和奪海（Land - und Seenahme）的紛爭。地球的劃分與結構越來越成為相鄰人群與勢力之間的共同話題。此時，地球的分界線需要重新設定，全球的土地需要作出新的劃分與安排。（頁55）

這就是歐洲紀元的開端，或者說世界歷史的現代開端，當然也是“歐洲中心主義”的開端。隨之而來的還有歷史意識和科學意識的提升，或者說隨歐洲紀元的天下法的形成，歐洲產生出大量各色著述，迄今的學術思考還沒有擺脫這些著述的支配。

誰都會承認，施米特所說的事實有根有據，問題在于，如何理解這個開端。對施米特來說“從政治實踐層面來看，重要的不是地球表面的區域劃分，而是地球空間秩序的實際內容”（頁55）。可是，麥金德同樣“從政治實踐層面來看”世界地緣的歷史嬗變，為何又有問題？難道人們在政治問題上真的沒法判別對錯？

施米特接下來指出，歐洲紀元的歐洲中心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文明優越論。一旦美國中心論取代歐洲中心論，美國文明優越論就歷史地出場了：

16到20世紀的歐洲國際法，將歐洲基督教國家視為整個世界秩序的創造者和承擔者。“歐洲標準”被認為是當時的常態標準，理所當然地適用于世界其他板塊。所謂“文明”即被等同于“歐洲文明”。在此意義上，歐洲依然被看作是世界的中心。當“新世界”出現之時，歐洲的地位自然就成了“老世界”。美洲大陸的出現，展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因為即便是古代和中世紀那些了解世界是一個球體、一直向西航行即可抵達印度的學問家和宇宙學家們也不曾料想，在歐洲和東亞之間竟還有這樣一片廣袤大陸的存在。（頁55 - 56）

嚴格來講，文明的“自我中心”論是古典文明的一般特征。施米特當然清楚，“中世紀的基督教各民族及其王侯們，都將歐洲的羅馬或耶路撒冷看成世界的中心。”我們會補充說，中國古人會把中國看成世界的中心。不同的是，歐洲的古人盡管與古代中國人一樣，對世界地表上的其他古老部分并無了解，卻充分了解自己的周邊到處是強大而又危險的敵人，而威脅著古代中國人的強大外敵，主要來自西面和北面。

在施米特看來，1492年標志著一個“新世界”的誕生意味著，地理大發現徹底改變了“包括地球的中心（Mitte）到地球的年齡（Alter）”的傳統概念。現在，歐洲人看到了“一個巨大的、迄今為止不為人知的、非歐洲的空間”，并進而奪取和占有這一新空間。施米特由此提出了自己的關鍵論點：

對之后幾個世紀最本質和關鍵的一點是，這個新出現的世界并沒有被當作敵人，而是被當作自由空間（freier Raum），即被當作可以任由歐洲去征服和擴張的無主土地（freies Feld）。在起初的三百年間，歐洲的自我定位無疑極其強勢：歐洲既是世界的中心，也是老大陸的中心。但新世界從一開始就顛覆了以往關于“中心”或“古老”這些具體概念的內涵。因為從今往后，歐洲內部列強爭奪新世界的爭戰拉開了序幕，在這些爭斗背后，新的空間秩序和新的劃分格局呼之欲出。（頁56）

施米特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是：歐洲列強爭奪新大陸與歐洲公法的興衰有什么關系。

Tratado de Tordesillas

新大陸的發現和爭奪，催生了歐洲國家之間通過“友好協商”簽訂條約來劃分占取新空間的嘗試。這是歐洲國際法的開端，或者說，歐洲國際法源于平息歐洲國家之間因爭奪新發現的地表空間而產生的沖突。1494年的《托爾德西利亞條約》僅僅是這種嘗試的開端，在隨后三百年的歷史過程中，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越來越多，平息或約束戰爭的條約也越來越多。因此，從實踐上講，歐洲國際法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是為了限制基督教歐洲共同體內部各政治體之間的戰爭。但施米特強調，歐洲國際法的誕生在一開始就帶有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歐洲王國之間的戰爭因劃分和占取新的世界空間而日趨激烈，“法”的本義就是“劃分、占取、養育”，歐洲國際法又何以可能真正限制因劃分和占取而引發的戰爭。

因此，施米特強調，重要的是應該看到，新大陸的發現以及引發的歐洲列強爭奪，催生出“一種特定的思維方式”，即“全球劃界思維”（globales Liniendenken）：

這種思維方式在人類空間意識的發展歷程中成為特別的一個階段，并隨著“新大陸”的發現與“新時代”的開場（Beginn der “Neuzeit”）而開始植根。這種思維方式，隨著地圖繪制和地球本身的發展，也一步一步向前發展。從global[全球]這個詞語看來，這種思維已經覆蓋了全部地球，包括地表和地下，其無所不包的特點已經很凸現，并基于海洋和陸地的平等并置（Gleichsetzung）。（頁57）

在這里，施米特提到他在“前言”中已經提出的批判性觀點：這種思維“從一開始就是高度政治性的，而不能僅僅是地理學意義上的”。麥金德以地理學家著稱，我們不能以為他是個自然科學家，似乎具有非政治的中性特征。事實上，麥金德的世界歷史地理觀帶有非常明顯的政治性“劃界思維”特征：歐亞大陸腹地/新月形地帶/外新月形地帶。下面這句話可以說直指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的要害：

地理學本身的中立性未能阻卻一場政治斗爭的開場，這是一場圍繞地理概念而旋即上演的政治斗爭。（頁57）

這里出現的“中立性”一詞會讓我們想起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對自由主義政治學- 法學的著名批判：這種政治學-法學所標榜的“中立性”不是自欺欺人，就是一種政治欺騙。由此看來，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所思考的問題，與他在《政治的概念》中思考的問題一脈相承。

他馬上舉了兩個例子，第一，霍布斯的政治哲學有幾何學和算術學墊底，似乎他談論的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其實隱含著“急迫地劃分敵我的必要性”。第二，今日地球儀上的本初子午線的定位，不是科學的中立性結果，而是“法國人和英國人在制海權和世界主宰權上斗爭”的結果：英國人把子午線定在跨越格林威治的位置，而法國人自18世紀以來就將本初子午線定在巴黎天文臺所處的位置，直到20世紀才放棄同英國人較勁，而德國的星象學年鑒“也直至1916年才屈就于格林威治子午線”。

霍布斯的例子具有理論意涵，這意味著，施米特所討論的“全球劃界思維”是個政治哲學問題。從而，《大地的法》絕非僅僅是關于國際法的法學史論著，也是政治哲學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