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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例子能夠證明與中國革命黨人的“廢約”主張在“道德上的優越性自相矛盾”嗎？清朝與朝鮮的關系，豈止是“租界”，連朝鮮的新軍也是清朝政府派袁世凱訓練出來的，更何況甲午戰爭的起因是中國派軍隊為朝鮮抵御外敵。“中國與墨西哥、秘魯互享最惠國待遇”，難道互享最惠國待遇權利以及相互取消這種權利，在道德上有問題？

最滑稽的例子是：日本與中國本來互享領事裁判權，后來日本成了歐洲式大國，于是多次要求修約，取消中國在日本之領事裁判權，這意味著日本憑靠自身軍事實力的增長要求單方面享有領事裁判權——這位史學家究竟在證明誰的道德有問題呢？

盡管如此，這位史學家仍然憑此認為，長期以來的“革命史觀”已經“遮蔽了外交史中豐富的其他面向，窄化了我們對近代史理解的視野，也扭曲了對史實的詮釋”，應該以“實證研究”清洗國共兩黨在1920年代以來打造的革命史學修辭，轉而“注重外交常軌之交涉談判”，而非“只注重譴責帝國主義侵略”。

國共兩黨用簡潔易懂方法，把技術上復雜艱澀的“不平等條約”描述為限制中國進步的主要障礙，其媒體宣傳迎合并激發了大眾情緒；北洋外交家的理性辯論措辭無法相比，國共兩黨發動的公眾運動成功地贏得人心。（《修約史》，頁8）

我們可以問：實證史學家的“實證研究”不會“扭曲對史實的詮釋”嗎？接下來這位史學家自己就馬上扭曲對史實的詮釋。在他看來，北洋政府借參加歐戰廢止了中德和中奧條約，“收回兩國不平等特權”，堪稱“中國外交史之創舉”（《修約史》，頁62 - 66）。我們有理由問：北洋政府是靠“外交家的理性辯論措辭”收回“不平等特權”的嗎？

這位史學家還說，巴黎和會之后，中國單獨與德國議約，訂立了“第一個完全平等的新條約，甚至取得協約國各國所無之俘虜收容費，以及巨額之戰事賠償”，是“近代中國唯一對外以戰勝國身份取得的戰事賠償”，堪稱“北洋修約歷程中重要的里程碑”（《修約史》，頁82 - 109）。施米特若看見長達數十頁的這種“實證研究”未必會生氣，他多半會感到好笑：中國竟然有這種腦筋，可憐的中國人！

我們自己當然會感到驚詫：這位史學家沒有提到引發“五四”運動的事情，似乎北平學生阻擾北洋政府外交家在巴黎的“理性辯論”是道德上有問題，而北洋政府“以工代兵”派出勞工參戰，在戰場附近修戰壕死傷無數，得了“巨額之戰事賠償”，在道德上沒問題。[25]更荒唐的是，這位史學家把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取得”的這份新條約視為“完全平等”的條約——連小學生也不至于如此理解“平等”吧。

還有荒唐的“對史實的詮釋”——這位史學家說，

“廢除不平等條約”在國家實踐上意義不大。1925 – 1927年間，國民政府厲行“革命外交”高唱“廢約”，但那時尚非國際承認之中央政府，也未曾真正廢除過條約。412[事變]之后，南京國民政府逐漸回歸國際外交常軌，強調“改訂新約”，自此“廢除不平等條約”失去國際交涉上的實質意義。（《修約史》，頁7 - 8）

看來，這位史學家多少還知道一個政治常識：弱國無外交。搞笑的是，他在書中以1924年5月31簽署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通常簡稱“中俄協定”）為個案，花了120多頁的“檔案分析”來證明，北洋政府“盡管內外交迫，但仍堅持維護國權，外交表現可圈可點”（頁174–308）。如果這位史學家埋頭看檔案太忙，沒時間學習基本的史學和政治學知識，那么，他應該有自知之明不談政治史的事情。畢竟，條約談判以及訂立條約在“技術上復雜艱澀”，與歷史上的政治事件復雜難辨是兩回事，而且問題層次有天壤之別。

中俄邊界接壤數千公里，兩國之間歷時長達三百多年的劃界史足以證明，中國與施米特所說的歐洲國際公法的遭際。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兩國的東段邊界，之后劃界訂約20多次，中國不斷喪失領土的過程，也是沙俄帝國成為歐洲公法大家庭要員的過程。1727年的《布連斯奇條約》劃定了中段邊界，19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即帝國主義時代或施米特所說的“新大地法”來臨之前，俄國通過多個條約切割了中俄邊界東段和西段約15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26]李鴻章彌留之際，俄國公使跪在他面前，懇求他在一份切割中國土地的條約上簽字。李鴻章至死沒簽，但這位生不逢時的大政治家閉眼之前，眼角為中國流出了最后一滴淚珠！

李鴻章（1832-1901）

列寧的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后，兩次發表“對華宣言”（1919/1920），第一次僅宣布放棄19世紀50年代以來的俄中歧視性條約，但包括承諾將中東鐵路無償歸還中國；第二次則明確宣布，“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定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今天的我們很難說，北洋政府錯過時機，蘇俄隨著自己的國際處境好轉又收回了歸還中東鐵路的承諾。毋寧說，中國雖然比俄國早幾年改制共和，卻并未實現國家整合，在具體談判中根本無力落實重新訂約和劃界，北洋政府的外交表現何以談得上“可圈可點”。

如今的我們也已經知道，蘇聯的國際共產主義理念并沒有真的創制出一種“新大地法”。事實上，蘇俄政府在具體談判中僅同意至多放棄沙俄帝國在19世紀90年代以來的幾個條約。即便是1924 年簽訂的《中蘇協定》和《奉俄協定》，也僅僅規定中國有權贖回中東鐵路，贖回之前由中蘇共管，實際上是蘇俄獨占。

不僅如此，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期間，趁中國內戰頻仍，斯大林的蘇俄帝國更進一尺，超越沙俄帝國時期的歧視性劃界條約，把烏蘇里江和黑龍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700多個島嶼劃去600多個。

黃群（1883 - 1945）

20世紀初，有個中國留日學生叫秦力山，他天真地相信，西方文明的基石是國際法秩序，并非僅僅是“凌弱暴寡”。同樣是留日學生的黃群（1883 - 1945）在創刊于20世紀之初的《新世界學報》（1902年9月）上曾撰文批駁：從理論上講，國際法固然基于各國的平等自主，問題在于，各國強弱實際上不同，國家地位事實上不平等。西方的所謂“文明國”的含義其實是強國，條約締結無異于以強凌弱，國際法并不可恃：埃及亡于英法、印度亡于英國，波蘭亡于俄國，無不是“優食劣肉、競爭最劇之場”的“新世界”中“文明國”以“公法”為外衣弱肉強食的證明。[27]看來，有人的腦筋天生清楚有人的腦筋天生不清楚，乃是亙古不變的人類學事實。一旦人們忘記這一事實，就會陷入無謂的學術論爭。

七、新中國與國際法

《大地的法》最后一章緊緊圍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世界歷史語境，意在強調歐洲國際法原則的歧視性轉變，即對在一戰中戰敗的德國施行歧視性懲罰。第一次歐戰前后時期的中國，與施米特論析的歐洲公法國際普遍化的歷史語境相吻合：甲午戰敗之后，緊接而來的是義和團運動的悲劇性收場。[28]隨后，中國出現了“東南互保”的分崩離析局面。這個時候，美國基于剛剛出籠的“門戶開放”宣言提出“保全中國領土”的宣稱。

拉鐵摩爾早就指出，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實質是保護美國的在華利益，他稱這一宣言為“分我一杯羹”主義：

美國不愿中國被弄得四分五裂，深怕那些在中國業已獲得殖民地所有權的國家會銷售自己的貨物，投入自己的資本，而損及美國的企業。美國那時雖然已有實力參加差不多任何經濟角逐，但還未確定何種活動對它最關重要。[29]

拉鐵摩爾還看到，美國的“門戶開放”戰略其實是跟英國人學的，即讓中國始終是各帝國“自由競爭”的場所，畢竟，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統一市場。憑靠歐洲式的現代經驗，中華帝國一旦瓦解，隨之而來的將是現代列強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打一場類似于德意志30年戰爭的世界大戰——1904年的日俄戰爭已經是一場預演。[30]對于新老列強來說，用武力瓜分中國不如以經濟手段瓜分中國。于是，義和團事件后，中國被定性為“野蠻國”或“半開化國”，一系列涉及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一類的歧視性條約就來了。加上強制租借地、圈定勢力范圍、擁有鐵路權和礦權之類的契約，史學界迄今都沒法搞清清楚，究竟有多少“不平等條約”。若算上后者，據估計，中國承受的歧視性條約總數在一千以上，而非七百多。

《大地的法》第三次提到中國的歷史語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頁223 - 224），當時的中國已經進入抗日戰爭時期。施米特在這里所關注的問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國際聯盟”對于歐洲國際法的全球化具有何種作用。美國總統威爾遜選定日內瓦為國聯總部所在地，因為瑞士的日內瓦在現代歐洲政治史上具有象征意義，即在政治沖突中“保持中立”，似乎歐洲國際法在成為全球國際法時，應該采取政治上“保持中立”的法理原則。

在施米特看來，國聯名稱用了“協會”（Société）或“聯盟”（League）這樣的語詞，表明國聯并不是一個聯邦架構，而是操控中小型歐洲國家協同行動的機構（頁222）。施米特強調，歐洲國際法的目的“不是為了廢止戰爭，而是為了限制和約束戰爭”。因為，實際上戰爭沒法廢止，關鍵是“避免發生毀滅性戰爭”，但“國聯對此卻毫無助益”（頁223）。施米特沒有提到日本在中國南京的大屠殺行徑，甚至沒有提到國聯在調查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事件后作出的決議形同廢紙，盡管他提到，國聯持守“不承認武力占領”這一“抽象原則”。

1931年的“918事件”在世界現代政治史上非常有名，沃格林在其《政治觀念史》中也提到，“由于國際聯盟在1931年未能適當處理”日本對中國的入侵，日本在中國的擴張才變本加厲。在沃格林看來，這是日本效仿西方帝國主義的結果，而西方自身隨后也嘗到了這種效仿的滋味。[31]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奪取英美法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可以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但日本入侵中國，則只能說是日本學會了歐洲大國的惡習。

與施米特的論題相關，我們則應該看到，日本對中國的野蠻行徑是歐洲國際法精神的結果。拉鐵摩爾在1944年的一次講演中承認，日本肆意侵略中國當歸咎于英美縱容：

在英美這種“分我一杯羹”主義中，隱藏著一個大漏洞，從根本上削弱了我們反對日本侵占中國的立場。在我們英美向日本提出的所有抗議中，從未駁斥過日本對中國提出要求的權利。我們只抗議日本所獲得的種種特權，不應把我們排除在外。（《亞洲的決策》，前揭，頁11）

1938年底，日軍同時占領武漢和廣州，美國國務卿認為，“日本人已經在戰爭中取勝了，從今后，戰事恐怕不過是大勝利之后的肅清工作而已。”拉鐵摩爾還提到，1939年7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曾建議國務院廢除日美商約，國務院認為，這會是“難以置信的荒唐舉動”，因為這會使日本“警惕到我們已成為它的死對頭”（同上，頁7 - 8）。

東京審判期間，受日本脅迫的滿洲國皇帝溥儀曾出庭作證。美籍檢察官季南問溥儀：你當時為什么不反抗？溥儀苦笑著回答說：那么多的“民主國家”都對日本侵吞中國東北聽之任之，我一個退位皇帝怎么反抗？如果溥儀熟悉歐洲的現代歷史，他恐怕會說，日本不就是向你們西方人學的嗎？這不是符合你們的國際法習慣嗎？我登基僅僅10天，日本就脅迫我簽訂秘密協定，滿洲國的政治、經濟更不用說軍事權力一律交日本駐軍掌管。

若非日本攻擊美國并奪取美英法在東南亞的殖民地，西方“民主國家”會接受日本對中國東北的占領，而溥儀仍然是被脅迫的皇帝。這類事情在歐洲現代歷史中難道沒有先例？馬基牧師偷拍的南京大屠殺膠片，早在1938年3月就由美國《生活周刊》曝光，但直到1946年的東京審判，如此屠殺行為才被定罪為違反國際法和戰爭法。人們會問：為什么偉大的“民主國家”沒有在1938年就依據國際法提出控告？因為中國屬于歐洲的“劃界思維”的另一邊，是列強可以任意爭奪的“自由空間”？為什么美國掌控的東京審判注重懲罰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戰犯，而非入侵中國的戰犯？難道這也是歐洲國際法傳統的“友好線”遺風？

東京審判開庭前一天，英屬澳大利亞籍的審判庭庭長衛勃法官提出，英國法官的座次要排在中國法官前面，并說這是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司令官的意思。還有更荒唐的事情：28名日本戰犯被告中有7名被判絞刑后，被告的美方律師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復核判決。盡管在世界輿論壓力下，美國最高法院最終以6票對1票否決了申訴，但高院受理這一申訴本身就已經暴露了“遠東國際法庭”的政治性質。[32]如果我們還沒有因此對歐洲國際法及其合法性程序的政治性質長見識，那就只能怪自己愚不可及。

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人的確有過這樣的愚不可及。1935年華北危機之時，蔣介石聘請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上將（1878 - 1966）曾多次告誡，日本用軍事手段切割中國領土的目的再明顯不過，中國的政府和領袖必須堅決抵抗，否則沒誰會出面救援，絕不能指望列強有可能聯合或單獨干涉。華北事件明顯是“華方一味退讓”，日方“空詞恫嚇”的結果。法肯豪森的洞察出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全球化時期的德國經驗，蔣介石卻仍然指望英美法會因其在華利益出面干預日本，并未聽從法肯豪森的告誡。甚至在盧溝橋事件之后到7月16日日軍大舉增兵華北之前的一周里，蔣介石還寄望與日本和談，以待國聯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