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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豪森設計的臺兒莊戰(zhàn)役取得完勝后，他告訴蔣介石必須乘勝追擊，不給潰敗中的日軍喘息之機，否則很快會卷土重來。蔣介石置若罔聞，法肯豪森作為一個外國人，也氣得直揪自己的頭發(fā)，我們的史學家到覺得不算回事兒。“花園口決堤”盡管是法肯豪森的建議，根本原因則是蔣介石遲遲不按法肯豪森的軍事部署做出積極抵抗姿態(tài)，滿腦子期待“國際社會”干預。[33]我們不能說蔣介石沒有國家情懷，只能說他的政治智商低得不可思議。蔣介石用數(shù)十萬中國人的性命這一代價，為中國認識歐洲國際法體系提供了一個血的教訓，而我們的好些智識人迄今未必認為這堪稱教訓。

余論：從“拉亞線”到“三八線”

《大地的法》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中國，與美國崛起并帶出全球化“大地法”的歷史時刻相關。施米特說，美國自建國以來一直持守與歐洲分離的國策，這種“分離主義”帶有道德上的優(yōu)越感，即告別“歐洲君主制的整個政治體制”，重塑一個全新的歐洲或“西方”：

新西方要求成為真正的西方、真正的西洋、真正的歐洲。新的西方，即美利堅（die Amerika）將取代老的西方和歐洲，重新確定世界歷史的方向，成為世界的中心。[新的]西方將完全成為道德的、文明的和政治意義上的西方（Occident），既不會被消滅或破壞，甚至不會被廢黜，而只是被替代。國際法告別了那個以老歐洲為重心的時代。文明的中心繼續(xù)向西、向美利堅移動。（頁272）

正當“成千上萬失意或幻滅的歐洲人離開老舊而且反動的歐洲前往美利堅，在那片圣潔無暇的土地上開始新的生活”時，美國借1898年的美西戰(zhàn)爭之機，轉身大步邁向自己“開放的帝國主義時代”。[34]不同的是，美國的帝國主義擴張方向是東方，即“深入太平洋地區(qū)”。1899年的“門戶開放”宣言宣稱，美國對亞洲的廣闊區(qū)域擁有利益均沾的權利。

從全球地理的視角來看，這是一個[美國]從西方邁向東方的步驟。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現(xiàn)在美利堅大陸與新出現(xiàn)的東亞空間的關系，就像一百年前老歐洲由于美利堅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擠出東半球區(qū)域一樣。在思想地理學的意義上講，這樣一種顯著變化會成為一個極其轟動性的主題。在其影響之下，1930年宣告了一個新世界的崛起，從此美利堅與中國聯(lián)系在一起。（頁274）

施米特沒有進一步細說，美國如何與中國聯(lián)系在一起。[35] 按《大地的法》中的思路，美國與中國的聯(lián)系應該可以上溯到16世紀，盡管那時還根本沒有美國。

按16世紀初的《薩拉戈薩條約》，葡萄牙獲得“拉亞線”以西的所有島嶼和海域的控制權，包括整個亞洲及其已經發(fā)現(xiàn)的屬鄰島嶼，西班牙則獲得幾乎整個太平洋及以東空間的支配權。由于條約沒有提到菲律賓，查理五世鉆空子，在1542年宣布向菲律賓殖民。他以為葡萄牙國王不會做出強烈反應，因為菲律賓群島上沒香料生意可做，結果打錯算盤。20多年后（1565），強勢的菲力二世才憑靠海軍實力在馬尼拉建立西班牙的直轄貿易站。

19世紀末，趁美西戰(zhàn)爭勝利之機，美國用武力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菲律賓的支配權。如果說菲力二世憑靠海軍實力第一次更改了“拉亞線”，那么，美國用武力從西班牙手中奪取菲律賓就是第二次更改“拉亞線”。1942年春，日本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后進兵菲律賓，麥克阿瑟麾下的五萬美軍被迫撤離到澳大利亞。日軍隨即跟進，進攻新幾內亞的莫爾斯比港，企圖在那里建立前進基地，進攻英國海軍中校庫克（James Cook，1728 - 1779）在18世紀中期已宣布為“英國領土”的澳大利亞本土。日本與美國的西太平洋戰(zhàn)爭，難道不應該理解為日本力圖更改“拉亞線”？

可以設想，如果《大地的法》成書晚三年，那么，1950年底至1953年的朝鮮半島戰(zhàn)爭一定會成為施米特筆下的一大話題。畢竟，這場戰(zhàn)爭涉及重新劃分“拉亞線”：蘇俄帝國與美利堅帝國成為重新劃分全球勢力范圍的對手，全球化進程進入新的均勢格局——“冷戰(zhàn)”狀態(tài)。在美國的史學家看來，

朝鮮戰(zhàn)爭成為了美國歷史的一道分水嶺。正是從這時開始，美國才真正地成為一個超級大國，開始表現(xiàn)出干涉全球事務的意愿，并逐漸發(fā)展出相應的手段。[36]

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與美國的“劃界思維”的突然轉變有很大關系。1950年元月，艾奇遜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的演講中宣稱，朝鮮和臺灣都在美國防御圈之外，如果南朝鮮受到攻擊，可以讓聯(lián)合國去采取行動。無論這一宣稱是否是美國首腦圈的真實想法，斯大林正是基于這一宣稱允許金日成采取統(tǒng)一祖國的軍事行動。

北朝鮮發(fā)動進攻之后，約翰遜、杜勒斯甚至麥克阿瑟和參聯(lián)會“起初都不情愿投入地面部隊作戰(zhàn)”，因為“美國在其他地區(qū)的承諾更為緊迫”。白宮有理由擔心，一旦美國與蘇聯(lián)在歐洲攤牌，朝鮮會“成為美國的一個戰(zhàn)略負擔”。然而，麥卡錫事件在這個時候適時地出場，新的政治正確開始決定民主的“兩黨共治”的“劃界思維”。[37]

從中國的現(xiàn)代歷史來看，朝鮮半島戰(zhàn)爭堪稱新中國對19世紀末的“門戶開放”宣言的回答：不準許美國人跨過三八線。中國的第一代世界史學家雷海宗在1951年發(fā)表的文章，算得上歷史的證言。[38]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以來，美利堅與中國再次聯(lián)系在一起時，“開放”的含義完全變了：主人自己開門，請外人進來搞合資經營，與外人破門或越墻而入圈地或搞治外法權，是兩碼子事。

施米特提到，美國在19世紀末開始對亞洲施行帝國主義擴張時，也取消了本國“內部的占取自由”，美利堅不再是“開放的土地”，可以讓人自由移民（頁275）。這讓我們應該想起，1905年，美國通過禁止中國移民的法例，加上華工在美受虐待的事件在傳媒曝光，中國各大城市曾爆發(fā)大規(guī)模“杯葛美貨”運動，海外華人也紛紛起而響應，但結果是不了了之。1951年初，中共軍隊與美軍在朝鮮半島上第二次交火后，新中國政府隨即動員了全國性的反美運動，而且不理會歐洲國際法，凍結甚至剝奪美國的在華資產。我們可以說，這既違背也符合歐洲公法的規(guī)矩。

1949年底，中共軍隊奪取廣州之后，停在了深圳河北岸，大英帝國擔心的事情并沒有發(fā)生。即便對“不平等條約”，新中國政府并沒有憑靠武力“廢約”，我們不能說新中國不遵守西方的國際法傳統(tǒng)：是否“廢約”取決于兩國是否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

中英關于“香港回歸”的談判初期（1983），有“鐵娘子”之稱的撒切爾夫人企圖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和“以治權換主權”的歐洲國際法式的立場，就離譜了。鄧小平以一句擲地有聲的四川話回絕道：“主權問題沒得商量。”撒切爾夫人仍不甘心，她隨后問自己的國防大臣，是否有可能憑靠軍事力量保住按條約規(guī)定已割讓的港島。對“鐵娘子”在軍事方面的太過無知，國防大臣只能苦笑和聳肩。

歐洲國際法體系教給中國的首要法理是：中國必須首先是名符其實的主權國家，而國家主權只能憑靠本國的軍事力量來獲得——這是中國進入歐洲國際法體系的基本前提。雷海宗以研究杜爾哥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他心里惦記著，中國文化精神的傳家寶之一是武德，想必是他研究世界史的首要心得。[39]

從今天的國際語境來看，用施米特的話來說，隨著中國的成長，美國完全有理由擔心，美國大陸與新出現(xiàn)的東亞空間的關系，就像老歐洲由于美國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擠出東半球區(qū)域一樣，美國會由于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而被擠出亞洲：現(xiàn)在輪到美國劃定的“自由空間”受到挑戰(zhàn)。至少，由于朝鮮戰(zhàn)爭，美蘇劃定的后現(xiàn)代的“拉亞線”讓中國與美國成了全球化重新劃線的對手。

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崛起與馬克思主義的東傳有關。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帶來了一種新的“大地法”。我們還應該意識到，這個新大地法的提出與黑格爾抵制霍布斯–洛克的資本主義式大地法有關。施米特在第四章第五節(jié)結尾時再次提到，他“在講述第一個全球界線的那一章，指出了霍布斯關于前國家的自然狀態(tài)和野蠻自由區(qū)域的關聯(lián)性”，而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反駁霍布斯時，已經對美利堅“這個新世界的[國家]結構做出了不同凡響的診斷”：美國還沒有構建成一個國家，尚處于“利益自由優(yōu)先的狀態(tài)”，即“還停留在市民社會的階段”。美國在1950年介入朝鮮內戰(zhàn)時的國內政治因素證明，施米特此言不虛。

隨后施米特提到，青年馬克思曾對美國做出過進一步評價：這個“共和國像19世紀的君主國一樣，私有財產決定了真正的憲法和國家”（頁275 - 276）。施米特并非馬克思主義者，他如此強調黑格爾 – 馬克思主義的新大地法志在克服盎格魯 － 撒克遜和美利堅主義的大地法，僅僅因為他尊重歷史的事實。

在黑格爾看來，康德式的世界主義忽視了亞里士多德對于教化、道德教養(yǎng)、善良習慣的養(yǎng)成和以各種文化與歷史的道德風尚（Sittlichheit）所實現(xiàn)的社會化的強調。一言以蔽之，康德對于歷史性的和社會性的制度的道德意義及其道德價值漠不關心。[40]

對我們來說，無法回避的政治史學問題是：中國憑靠這種“主義”崛起，必然會給世界歷史引入新的大地法。而這也意味著，中國文明的傳統(tǒng)德性必將參與到與盎格魯 － 撒克遜和美利堅主義的大地法的斗爭之中。事實上，早在1946年初，毛澤東已經“在思想上突破戰(zhàn)后大國體系的羈絆，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對美戰(zhàn)略，并且不再把對蘇聯(lián)態(tài)度及其利益的考慮放在重要位置上”。[41]

這種新大地法究竟是怎樣的呢？施米特在1963年的《游擊隊理論》中給出了回答。

注釋：

[1] 伊格爾斯、王晴佳，《全球史學史：從18世紀至當代》，楊豫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411。比較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趙軼峰、王晉新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柯嬌燕，《什么是全球史》，劉文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 麥克尼爾，《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孫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下冊，頁843。

[3] 施米特，《大地的法》，劉毅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以下凡引此書隨文注頁碼）。

[4] 蘭克，《世界歷史的秘密》，文斯（Rogers Wines）編，易蘭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161。

[5] 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林爾慰、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2010（以下簡稱“《樞紐》”，隨文注頁碼）。

[6] 伯克，《文明的沖突：戰(zhàn)爭與歐洲國家體制的形成》，王晉新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0，頁161。

[7] 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 - 1992年》，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81。

[8] Felix 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 1890 to the Present，London，1970；比較Felix Gilbert，“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刊于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Volume 12，1949，p. 101 - 131。

[9]韋爾斯，《1688年的全球史：一個非凡年代里的中國與世界》，文昊等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頁3 - 4。

[10] 參見維多利亞，《論美洲的印第安人》，見布朗等編，王文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164 – 170。

[11] 比較張云雷，《為戰(zhàn)爭立法：格勞修斯國際關系哲理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12] 施米特，《霍布斯國家學說中的利維坦》，應星、朱雁冰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頁86 - 87。

[13] 由于洛克對現(xiàn)代國際政治思想的影響長期以來被嚴重低估，阿米蒂奇在其名著中用了60頁篇幅論析洛克，而論析霍布斯僅用了17頁。參見阿米蒂奇，《現(xiàn)代國際思想的根基》，陳茂華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頁80 - 139。

[14] 施米特，《論斷與概念》，朱雁冰譯，上海：上海出版社，2009 / 2015，頁114 – 125，212 - 233。

[15] 參見劉小楓、溫玉偉編，《施米特與破碎時代的詩人》，安妮、溫玉偉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16] 參見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48，164 - 166。

[17] 拉策爾，《作為邊緣機體的邊疆》，見張世明等主編，《空間、法律與學術話語：西方邊疆理論經典文獻》，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頁121 – 149。

[18] 比較戚其章，《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zhàn)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9] 比較篠田英朝，《重新審視主權：從古典理論到全球時代》，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29 - 72。

[20] 參見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王棟，《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國恥與民族歷史敘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21] 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398。

[22] 參見1999年至2002年發(fā)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相關論爭文。

[23] 賴駿楠，《國際法與晚清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48 - 50。

[24]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 - 1928》，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 2010，頁7（以下簡稱《修約史》，隨文注頁碼）。

[25] 比較徐國琦，《中國與大戰(zhàn)：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馬建標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 2010，頁2 – 15，258 – 288；侯中軍，《中國外交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7。

[26] 參見王景澤、李德山主編，《中國東北邊疆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

[27]轉引自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前揭，頁231 - 232。關于“文明”觀念與國際法的關系，參見賴駿楠簡潔而又明晰的論述，賴駿楠，《國際法與晚清中國》，前揭，頁27 – 43，165 – 169。

[28] 比較相藍欣，《義和團戰(zhàn)爭的起源：跨國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29] 拉鐵摩爾，《亞洲的決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頁9 - 10。

[30] 比較和田春樹，《日俄戰(zhàn)爭》，易愛華、張劍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8。

[31] 沃格林，《宗教與現(xiàn)代性的興起》，霍偉岸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頁155 - 156。

[32] 參見梅小璈、梅小侃編，《梅汝璈東京審判文稿》，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

[33] 參見柯偉林，《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陳謙平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王曉華、張慶軍，《蔣介石與希特勒：1927 - 1938中德關系的蜜月時期》，廈門：臺海出版社，2012。

[34] 比較金德曼，《中國與東亞崛起：1840 - 2000》，張瑩等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頁27 - 34。

[35]比較入江昭、孔華潤編，《巨大的轉變：美國與東亞（1931 - 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1991 / 1997。

[36] 艾澤曼，《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zhàn)爭》，陳昱澍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11。

[37] 斯奈德，《帝國的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于鐵軍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309 - 316。

[38] 雷海宗，《美帝“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背景》，見王敦書編，《雷海宗世界史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頁269 - 282。

[39]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40] 希克斯，《黑格爾論國際法、國際關系與世界共同體的可能性》，邱立波編/譯，《黑格爾與普世秩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72；比較阿維拉瑞，《黑格爾的現(xiàn)代國家理論》，朱學平、王興賽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頁247 - 264。

[41]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