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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馬遷筆下的遠伐大宛

亞歷山大的抱負和漢武帝的骨氣在世界歷史上相遇，共同開辟了名垂青史的絲綢之路，盡管此路實際開通時，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已經是羅馬帝國– 帕提亞帝國– 中華帝國的三分天下。從這一意義上講，武帝時代的確堪稱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個中國時刻。畢竟，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控制著興都庫什山以北的全部阿富汗，還有中亞的一片條狀地區”，“他們的襲擊延伸到了中國漢朝的邊界”，“這是中國與其他文明世界之間最初的正式接觸。”

亞歷山大滅掉波斯帝國后繼續東征，據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求知欲：走到天下的東極。與此不同，武帝持續西征則是為了華夏共同體的生存安危。

事實上，和平相處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價。不斷的進貢不僅是經濟上的負擔，也顯出政治上的軟弱。所以，漢帝國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匈奴的糾纏。首先奪取河西走廊，控制農業富庶的西域地區，接著經過近十年的多次征戰（結束于公元119年），將游牧部落趕回他們原來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爾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中國為一條橫跨大陸的交流通道打開了大門——“絲綢之路”就此誕生。

絲綢之路

應該說，沒有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充滿權力欲的東征，單憑骨氣硬朗的武帝西征，沒可能開辟出這條政治性的絲綢之路，盡管在此之前可能已經有了私人性的絲綢之路。畢竟，武帝西征時，大夏已經存在了一個多世紀，而這個希臘化的政治單位實際控制著美索不達米亞與中亞和南亞（印度）的交通樞紐，盡管希臘化的塞琉古帝國當時正在不斷碎片化。

我們不能忘記，亞歷山大東征的最初動因同樣是一勞永逸地解除泛希臘政治體面臨的來自東部陸地沒完沒了的威脅，與武帝西征的原初動因并無不同。 亞歷山大死得太年輕，否則，他的帝國未必會陷入內戰狀態乃至分崩離析，讓羅馬人趁機得利。羅馬人崛起之后，收拾希臘化的內戰狀態，并致力于接替希臘人控制美索不達米亞這個火藥桶地帶，從而與正在崛起的中華帝國相遇。

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東西兩端兩個新生帝國在世界歷史上的這場相遇足以表明，20世紀初，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1861–1947）對世界歷史地緣政治大勢的描畫看似沒錯，其實不然。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顯然并非歐亞內陸心臟地帶游牧集團與邊緣地帶文明政體的地緣政治沖突，而是邊緣地帶各文明政治單位之間的沖突。麥金德提出所謂心臟地帶與新月形地帶的二元對立這一政治地緣的歷史模式，不過旨在為陸上強權與海上強權的對立提供政治史學證明，以守護大英帝國的殖民擴張所得，這種思維明顯只有在航海大發現之后才有可能。20世紀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荷蘭裔的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1893 –1943）以所謂“邊緣地帶”威脅論取代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威脅論，不外乎把大英帝國的政治地緣視角置換成了當時正在崛起的美帝國的政治地緣視角。

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

歷史的經驗應該讓我們記取，從地緣政治學視角看世界歷史，必須注意地緣政治變動的歷史階段狀況。由此可以理解，從世界歷史的視野來看中華帝國在周 – 秦 -漢時期經歷的古今之變，難免不易把握要津。對比觀察世界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十分誘人，卻處處充滿陷阱。日本學界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名家宮崎市定（1901 – 1995）的文筆讓人一看就知道他腦子忒靈，但他的如下說法顯然離譜：

［中國］戰國［時期］的領土國家并立，就西洋來說則類似于統一了意大利半島的羅馬與迦太基、敘利亞、埃及等對峙的狀況。一度在西洋長期獨立活動的都市國家，此時都被吸收到領土國家中，只是作為領土國家的一個單位才被允許存在。

戰國時期七國爭雄，畢竟是在周天子的“天下”內打斗，秦代周屬于改朝換代，而羅馬共和體把亞歷山大征服的地域納入囊中之前，地中海地區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單位，兩者豈可同日而語！

宮崎市定還說，“人類最古老的文明產生于西亞的敘利亞一帶，向西傳播后成為歐洲文明，向東傳播成為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這一說法來自西方的世界史學界的一般看法，卻并未得到實證研究的證實。 今人能夠明確看到，自公元前一千年以來至羅馬帝國形成的第一個世界歷史的普世時段，地緣政治沖突的基本動源確乎來自如今仍然處于戰爭狀態的美索不達米亞及其周邊地區（敘利亞、伊朗、伊拉克一帶）。但這一以帝國更替為基本特征的地緣政治沖突的走勢，明顯是向西移動，而不是同時也向東推移。苜蓿或葡萄之類植物種子的東移，與地緣政治沖突的東移顯然是性質不同的兩碼子事。

施米特年輕時就已經注意到，地中海即古希臘-羅馬文化“成了一條龍”，它盤踞在“位于人類向北遷徙的道路上”：

不過，它也有自己的對應物。東方，還臥著另一條龍。在印度，蜂巢地的這對孿生子的道路發生了分岔，高止山脈的前印度山系為兩路遷徙者指明方向。其中第一條朝西北方向走，而第二條則朝東北走，想屆時留在中國，“茍且偷生”。直到另一條龍戰勝地中海、人類抵達北方，那個向它伸手的兄弟，也要把它拽到北方。

這段文字極為精煉地概括了兩千年來世界地緣政治嬗變的歷史大輪廓：起初，這個世界上出現了兩條“龍”，一條在地中海的西方，一條在高止山脈（Gatsberg）以東，即“東方的黃龍”。兩條龍因高止山脈的岔路而失之交臂，后來出現了第三條“龍”，人們應該稱之為“日耳曼龍”，它“戰勝地中海”并取代了古希臘-羅馬文化這條“龍”。

日耳曼龍會繼續“朝東北走，想屆時留在中國”，因此，“東方的黃龍”最終會成為“抗衡地中海龍的力量”。施米特待年齒漸長后才看清楚，日耳曼龍又搖身為北美龍，它越過太平洋“朝西北方向走”，不會再遇到高止山脈的岔路。因此，“東方的黃龍”將要面對的搏殺對手不再是“地中海龍”，而是來自太平洋彼岸的日耳曼變色龍。

由此看來，沃格林的說法更為符合史事：在人類第一個世界歷史的普世時刻，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天下”，即從美索不達米亞到西地中海的荷馬式“天下”和遠東的中國式“天下”（《天下時代》，頁371 –373）。由于昆侖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的阻隔，這兩個“天下”的地緣政治狀態沖突并沒有交織在一起，以至于我們不能說，人類第一個世界歷史的普世時刻是同一個“天下”時刻。

如果要說這兩個不同的“天下”時刻有什么共同點，那么也許可以說，大型帝國的形成往往是來自帝國邊緣甚至邊界之外的部落文化移民入侵（migratoryinvasions from tribal cultures beyond the imperial borders）的結果。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忽視一個決定性的差異：在中華帝國的成長過程中，即便不斷有帝國邊緣甚至邊界之外的部落入侵，其結果是華夏帝國的賡續，而非帝國更替。日本的東亞古代史名家強調代周而起的秦國原本屬于戎狄中的一支， 除了別有用心，我們無法找到別的解釋。

《史記》中有《大宛列傳》，與《匈奴列傳》對觀，我們不難發現，這兩部列傳的筆法明顯不同。在《大宛列傳》一開始，司馬遷就讓我們看到，匈奴不僅侵擾農耕生活方式的中華政治體，而且欺負原來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帶同樣是游牧集團的大月氏（據說屬印歐人族）。武帝決定聯合受欺壓的弱小民族，共同抵御好戰善騎卻十分兇殘的部落集團，派張騫西行尋找大月氏族取得聯絡。

張騫出西域壁畫

當今西方的世界歷史地理學家說，“張騫最重要的成就是為中國人‘發現了’中亞”，他的報告“讀起來像是精心寫作的情報備忘錄”，因為報告主要談及中亞各政治單位的“軍事實力”。 情形真的如此嗎？張騫的書面報告（如果有的話）并沒有流傳下來，今人能夠看到的最早文獻便是司馬遷的《大宛列傳》——其實也可稱為“張騫列傳”。

司馬遷首先簡述張騫的首次西行經歷，然后簡述大宛：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

看來，大宛屬于農耕生活方式的族群。隨后，司馬遷以大宛為軸心，描述了周邊各政治單位的基本情況。

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

司馬遷對大夏和安息的描述最詳，如今我們得知，安息與大夏都是塞琉古帝國碎片化的結果。張騫對這些“國際政治背景”情況一無所知，因為我們看到司馬遷接下來記敘說：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這哪里“像是精心寫作的情報備忘錄”？西方的史學家用西方的歷史經驗來看待這篇報告，才會滿腦子中亞各政治單位的“軍事實力”。當然，我們應該理解，即便在當時的西方智識人眼里——比如僅比司馬遷早約半個世紀的希臘紀事家珀律比俄斯（公元前200 – 前118）眼里，已經見多了歷史上的帝國沖突和更迭，難免會堅定不移地相信，人世間各政治單位的地緣政治關系就是你死我活。

我們值得看到，武帝得知西域的地緣政治狀況之后，并未像西方帝王或羅馬元老院那樣，隨即發兵奪取，而是贊同以利誘之，借助通商化解“殊俗”，隨后就有了張騫的第二次西行。難道我們能說武帝好“多伐”而不“厚德”？我們至多可以說他陽儒陰法，即便如此，這又有什么不對呢？

如今的西方史學家會說：接下來不就發生了武帝征伐大宛的事情嗎？沒錯，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是怎樣的呢？司馬遷記敘道，漢使者回來告訴武帝：

“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

可以看到，有軍事腦筋的是大宛精英，而非我們的漢武帝。若是亞歷山大或正在崛起的羅馬共和國元老院，恐怕就不會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善馬這種互利共贏的事情，而是徑直出兵碾平再說。我們也不能說漢使態度不好，畢竟，大宛貴族先自持天然地緣屏障慢辱來使。

漢武帝骨氣硬，而且似乎脾氣不好倒是真的。他得知這一結果后“大怒”，遂出兵征討，完全不考慮戰線足有12550里之遙，后勤補給怎么跟得上。西方的中國古代史家也不免感嘆，就軍事力量離帝國首府的距離而言，中華軍隊這次出征“比羅馬軍團離羅馬城更遠，雖然地中海地區的海上交往要便利得多”。

司馬遷對武帝出兵大宛的事情講述頗詳，看得出來，中華軍隊的這次西征非常艱苦。畢竟，戰線太長，而且地形和氣候條件極為惡劣。何況，當時國內正遭遇自然災害，“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可想而知，前方將士苦不堪言：

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原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

這應該看作是司馬遷責備武帝的筆法。在結語中司馬遷說：

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后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馬遷幾乎把張騫的西域之行乃至“天子為萬里而伐宛”的事情看作是自然地理考察，以印證《禹本紀》或《山海經》中所記是否“為虛妄也”，并未指責武帝“窮兵黷武”。我們可以把這理解為“忌諱”筆法，但在《匈奴列傳》的結語中，司馬遷為何又不忌諱“刺武帝”呢？

司馬遷認為，這事非同小可，必須上升到政治思想高度來看待。在《樂書》中我們讀到，司馬遷一上來就講了一番大道理：

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韂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樂書》）

接下來沒過多久，司馬遷就說到武帝即位后的作為，說他“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多爾雅之文”。看來，武帝崇儒而且注重個人修德是確有其事。問題在于，一個人有追求德性的愿望，不等于他真的能養成節制德性，改掉或克制自己不好的偶然性情。否則，研習儒學的人個個都會是好人，而實際上遠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