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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司馬遷說到武帝好馬的習性，“嘗得神馬渥洼水中”，高興得作了一首“太一之歌”——緊接著他就“刺武帝”了：

后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圣制，當族。”（《樂書》）

妙啊！不是嗎？尤其妙的是，司馬遷也“刺”大儒公孫弘（前200–前121）學乖了。圣上聽到刺耳之言雖然不高興，卻也僅僅“默然”，可見他習讀儒家經典多少有成效。也許他默然想到：國威與民樂兼得談何容易，下人不能體會為政者的難處，發一通脾氣也沒用。

今天的我們值得看到，《大宛列傳》表明，無論漢武帝還是司馬遷，都毫無如今所謂國際地緣政治意識，或者說雖然身處“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卻沒有這樣的“時刻”意識。如果我們因此責備他們，那就會是我們的歷史意識出了問題。畢竟，一道道山脈將美索不達米亞和地中海周邊慘烈的政治沖突與華夏秩序賴以形成的地帶隔離開來。我們不能責備自己的祖先生活或意識閉塞，因為我們沒可能責備自然地緣。

反過來，我們也得承認，我們的祖先對帝國更替式的文明沖突毫無經歷。因此，西方的世界史學家有理由說：

那些處于閉塞狀態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來的促進，也沒有外來的威脅，因而，被淘汰的壓力對它們來說是不存在的，它們可以按原來的狀況過上幾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在杉山正明看來，“希羅多德的《歷史》及司馬遷的《史記》有令人驚訝的相似處，兩者都是為了‘現在’而有歷史。” 這個相似的理由似是而非，畢竟，“為了‘現在’而有歷史”的紀事書，豈止是希羅多德和司馬遷的傳世之作。

希羅多德（公元前485年生）比司馬遷（公元前145年生）早三個世紀，就歷史時間和政治秩序演化的平行對觀而言，尤其是就我們應該從古代史書中學習什么而言，在筆者看來，我們更值得拿珀律比俄斯和普魯塔克（公元46 – 120）與司馬遷對觀。

希羅多德

無論文明類型還是政治思想的比較，都是為了提高對自己的認識。因此，比較不僅要尋找相同或相似，毋寧說，尋找不同或差異更重要，這樣才能更好地發現自己的不足。珀律比俄斯和普魯塔克都做了羅馬人的“亡國奴”，在他們的紀事書中，最為突出的歷史意識莫過于不同政治體及其擔綱者的德性比較，這當然基于他們所身處的世界歷史的羅馬時刻。

在司馬遷的紀事中，我們看不到這樣的文明沖突式的德性比較，昆侖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阻隔了前現代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與羅馬時刻的地緣關系。當時羅馬城邦的共和政體已經難以為繼，不得不轉換成帝制，正是中華帝國智識人學習的好機會。

古希臘人對不同政治體及其擔綱者的德性比較意識，嚴格來講始于荷馬。《奧德賽》開篇就唱到：奧德修斯如何歷經種種引誘，在攻掠特洛伊神圣的社稷之后，見識過各類人的城郭，懂得了他們的心思。

在希羅多德、柏拉圖和色諾芬那里，這種比較意識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智識水平。在現代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我們才開始學習古希臘人在兩千年前就已經開始的德性比較。郭嵩燾（1818 – 1891）是中國致力認識西方的第一人，當時大英帝國勢力已經深入中亞腹地，我國西域再遇危機。在這樣的歷史處境下，郭嵩燾讀《匈奴列傳》后寫到，“春秋時之戎狄皆在中國”，“大多與中國雜居”：

迨七國以后，漸次收取胡地，而后匈奴始橫于塞外。匈奴立國之始，與諸胡之徒出塞外者日相吞并，以成乎強大，其本未必多可紀者。而周秦之世紀載無征，史公乃混中國與西戎，北狄言之，并其種類亦不可詳矣。

郭嵩燾對司馬遷的批評，與其他直到民初都還可以見到的那類文史家的批評都不同，因為他懂得：

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

若我們以為，今天我國學界的古典西學研究已經足夠了，這僅僅證明我們對自己身處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的認識還相當淺表。

公元前2世紀末期至公元前44年共和制終結，隨著羅馬城邦共和政體的征服地區不斷擴大，羅馬對征服地區的控制不斷出現問題，好些地方出現反叛，甚至在羅馬政權的本土基地亞平寧半島也出現反叛。羅馬城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先后兩次發生軍事政變。公元前53年，克拉蘇遠征帕提亞，兵敗身亡；公元前29年，羅馬內戰結束，屋大維成為首任皇帝，隨即改變東進方針。公元前63年，經過為爭奪亞美尼亞控制權的長期戰爭，羅馬帝國與帕提亞帝國終于坐下來簽訂了一個劃界而治的“和平”條約，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劃上句號。

賀拉斯（公元前65 – 公元8）有幸生活在羅馬帝國初生之時，他的《頌詩集》洋溢著帝國的朝氣。在他筆下，羅馬帝國有如“薩圖努斯之子，人類的守護者”：

無論他名至實歸的戰場大捷

是馴服了覬覦拉提烏姆的帕提亞，

還是讓東方海岸的印度和絲國

臣服于羅馬，

他都將追隨你，公正地統御世界。

這里的所謂“絲國”原文為Seras，并非指當時的中華帝國，而是指中亞地區絲綢之路上的某個方國。我們必須承認，憑靠羅馬帝國接防亞歷山大所征服的西亞和中亞地帶，詩人賀拉斯已經具有全球政治意識。他筆下的所謂“世界”，原文即orbem［地球］，其含義指羅馬人所知的整個人居地帶（ecumene）。 直到今天，這種全球政治意識在我們的詩人身上仍屬罕見。

西方人是否真能“公正地統御世界”，當然是世界政治史上懸而未決的大問題。沒有問題的是：西方人很早就有了“統御orbem［地球］”的抱負。賀拉斯并不知道，武帝的中華軍隊突入西域后，南匈奴集團降服中華，北匈奴集團潰散，其中一支輾轉西串，數百年后進入歐洲東部和中南部，引發日耳曼人紛紛西逃，西羅馬帝國傾覆。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由此出現大洗牌，真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本文節錄自《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書序，轉載時省去注釋。感謝劉小楓老師賜稿！序言下半部分也將于近期刊登，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