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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內戰的文明特色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現代內戰仍然有其文明特色。1954年初秋，美國正與退守臺灣島的國民黨政權商量簽訂《共同防御條約》，以歐洲方式干預中國內戰，毛澤東下令福建部隊炮擊金門（9月3日和22日），實際上是打美國的臉。1958年7月，美國和英國先后出兵黎巴嫩和約旦，毛澤東主動出擊：美帝在中東橫行霸道，我們在遠東牽制一下。

這次毛澤東親自指揮，解放軍在8月23日開始戰略性炮擊金門。10天后（9月3日），美國出動海軍為國民黨海軍補給金門護航，但小心翼翼不進入三海里范圍。第二天，中國政府即宣布中國領海為12海里，進入此范圍即屬侵略行為。兩周后（9月15日），中美在華沙舉行大使級會談，中方要求臺灣的蔣介石撤離金門和馬祖，并承諾一定時期內不進攻臺灣。

蔣介石希望美國太平洋艦隊配合蔣軍轟炸福建和江西，借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擴大戰局，將美國拖入與中國的正面沖突。蔣介石沒有想到，美國政府于9月下旬開始將在臺灣海峽的兵力收縮至日本，并建議蔣介石放棄金門馬祖，以實現在臺海劃界，讓臺灣成為歐洲式的所謂“自由中國”。我們不能忘記，這次是臺灣的蔣介石拒絕了美國的歐洲政治式提案。作為回應，毛澤東在10月初提出“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戰略方針，并讓國防部長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明確宣示炮擊是打給美國看，因此逢單日打、逢雙日不打。[27]

這場內戰變成了敵對雙方針對外部勢力團契一致的內戰，對于中國人來說，既讓人感慨，也讓人悲憤。中國人不惜以自相殘殺來維護華夏一統，讓人感慨；外部勢力鉗制中國到如此程度，令人悲憤。畢竟，炮擊金門歷時長達20年，世界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內戰？中國歷史上有過這樣的內戰？

直到如今，中國政府沒有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立場，而美國眾議院直到前不久（2016）還通過國會議案，將里根政府在1982年提出的“六項保證”列入法案，重申不正式承認中國對臺灣地區擁有主權的立場。[28]

我們已經看到，科耶夫所說的戰后法國面臨的兩個現實危險，不僅適用于中國，而且險惡得多。第一，戰敗后的日本會在美國扶持下很快實現經濟復蘇，并成為區域強國，而中國沒有管控日本的權力；第二，日本投降的同時，中國馬上置身于蘇聯帝國與美帝國相互對抗的夾縫之中，法國至少不會置身這種沖突的前沿。1945年9月，美軍海軍陸戰隊第6師在膠州灣一帶登陸（唯有在煙臺登陸時遭到中共軍隊拒絕），在華北登陸的美軍總兵力達五萬多，年底增加到11萬，隨即引發蘇聯帝國的警惕。[29]

二  世界歷史的后現代轉折

科耶夫報告的第一部分題為“歷史的一般處境”（la situation historique générale），第二部分的標題才是“法國的特殊處境”。看來，科耶夫希望戰后法國的擔綱者們能夠從世界歷史的視野和某種政治哲學的高度來看待法國的當前處境。這意味著，現代政治官僚應該具備宏闊的政治歷史視野和某種政治哲學素養。他這樣開始：

毫無疑問，我們目前正在見證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轉折，這次轉折的重要性可以與出現在中世紀晚期的那次相媲美。（頁4）

中世紀晚期的轉折指14—15世紀時，西歐幾個王權國家由封建制轉向統一的地域性獨立王權國家，并因商業文明的出現和全球地理大發現的占取而相互打斗，把世界歷史帶入了現代軌道，即科耶夫所謂的“現代社會的開局”。上文提到的那場16世紀的法蘭西內戰，就是法國走向現代國家時為克服王國內部的封建結構所付出的代價。在此之前的1337 - 1453年間，英格蘭王國與法蘭西王國打過一場世界歷史上歷時最長的“百年戰爭”——其實，這場戰爭斷斷續續長達116年，英格蘭王國最終不得不放棄在西歐大陸的領地，成為名副其實的島國。如沃格林所說，

英法之間的百年戰爭，乃是西歐的人身與封建組織形態得以解體、舊的政治單元在英法國家與領土性的疆域之內得以整合的大過程。緊隨舊的組織形態解體而來的，則是內部秩序的強化。[30]

現在（1945年），科耶夫對法蘭西的擔綱者們發出警告，“民族國家正在逐步讓位于超越了民族疆界的政治結構”，世界歷史已經走向Empire[帝國]時代（頁4）。科耶夫的這個說法無異于對后現代下定義：如果中世紀晚期的轉折標志著世界歷史從古代進入現代，那么，當下的轉折則標志著現代進入后現代。

帝國式聯盟與帝國主義

從世界歷史的政治史學角度，科耶夫區分了三種政治體樣式。第一，前現代的封建式政治體，這種政治單位即便號稱王國，也被三種次級政治體分割，即封邑（barony）、城市和主教區（archdiocese）。第二，現代的民族 - 地域性政治體，亦即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民族國家。第三，后現代的政治體，科耶夫稱之為一種“廣闊的、由加盟的（apparenté / affiliated）民族國家構成的‘帝國性’聯盟”（頁5）。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科耶夫的世界歷史眼光無疑帶有所謂“歐洲中心主義”色彩，即按歐洲地緣政治的歷史演化來看待世界歷史。畢竟，他沒法把中國的歷史裝進這種歷史階段論框架中去。我們的麻煩則在于，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歷史觀畢竟有其堅實的歷史唯物論基礎。因為，現代西歐所發展出來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觀念，的確改變了全球各地域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觀念。

如果我們要考慮現代中國的一般歷史處境，那么，我們就得考慮，中世紀晚期西歐的那次轉折，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么？否則，我們恐怕很難認清中國在所謂轉向“后現代”的歷史時期處于何種狀況。無論如何，1945年的中國與戰后法國一樣，“正在見證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轉折”時刻。

科耶夫雖然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懂得撰寫法國國是報告沒必要用明顯的馬克思歷史哲學修辭，而是應該用法國政治精英習慣了的言辭施教。我們能夠看出，科耶夫所說的兩次轉折，大致對應于馬克思所描繪的世界歷史進程的后兩個階段：民族國家階段相當于資本主義階段，眼下的轉折將超越這一歷史階段，走向世界歷史的社會主義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