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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歷史地理知識是地緣政治意識的基礎，從性質上講，歷史地理知識屬于政治知識。我們必須承認，直到今天，與歐美學界相比，我國的政治學人——遑論人文學者——普遍缺乏有關世界歷史地理的基本知識。若要追究個中原因，恐怕就不得不說，這與中華帝國生長的地緣政治處境相關。

如今所知的最早的世界地圖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巴比倫人在粘土板上繪制的“巴比倫世界地圖”，1881年出土于巴比倫古城西帕爾遺址（今巴格達西南部的阿布哈巴城）。[16]

巴比倫世界地圖

這幅地圖呈現了以巴比倫為中心的圓形大地——盡管據推測它仍將大地視為平面。幼發拉底河發源于亞美尼亞山高原（位于北方），流向波斯灣，在那里流入環形海洋。實際上，這幅地圖的目的像是要展示描繪成環形的“塵世之海”，與描繪成三角形的“七島”（荒遠之地）之間的關系。[17]

如此描述出自一位人文地理學家之筆，他沒有意識到，這幅地圖其實是巴比倫人憑記憶復原的蘇美爾人征戰時所認知的地緣版圖——因此又稱“蘇美爾世界地圖”（Sumerian map of theworld）。用今天的話說，它應該算是最早的兩河流域歷史地圖。繪制地圖不是為了貿易旅行，就是為了征戰。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這幅如此古老的泥板地圖“確鑿無疑地描述了巴比倫的力量和權勢”（布羅頓，頁2；比較奧沙利文，頁5）。

制作地圖需要精湛的技藝，我國西晉時期的裴秀（224 - 271）首創“六體”制圖法，按“分率”（比例）、“準望”（方位）、“道里”（距離）、“高下”（地勢）、“方邪”（走向）和“迂直”（曲直）繪制地圖。西方的文化地理學史家對此表達了應有的敬意，同時又承認：

中國人也制作關于自己邊境之外的大區域地圖，但是由于那些地區對他們來說并不重要，以及中國人持有的華夏中心觀念（這一點可以理解），域外的國家因為離中華帝國的文化中心距離遙遠而遭到輕視。（思羅爾，頁46）

這話說得未必周全，畢竟，整個東亞地帶的域外政治體距離中華帝國并不遙遠，我國古人也沒有繪制含括整個東亞地緣的政治地圖（比較布羅頓，頁86-87）。康熙年間，利瑪竇（1552 - 1610）將經緯制圖法帶到了中國，皇朝組織學士基于測量數據繪制成《皇輿全覽圖》，據說繪圖技藝領先歐洲，卻沒有據說讓中國皇帝對歐洲乃至全球地理感興趣。

《皇輿全覽圖》之《湖廣輿圖》

若從政治史學角度來理解這一歷史現象，那么史學家可以說：中華帝國自漢代定型以來就是防御型文明帝國，而“無邊界”（sine fine）地擴張是“西方帝國具有的兩大主要特征”之一。[18] 直到今天，我國的歷史地理學家對政治地理的關注仍然主要在于中國自身，并不具有世界史的全球視野——我們迄今沒有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歷史地理教科書。[19]

四

利瑪竇帶到東亞來的不僅有經緯制圖法，還有地理大發現初期的全球地理新視野。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也傳到了日本，而且似乎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與中國的情形不同，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沒有封閉在日本皇朝的書房，而是進入了民間：1605年，京都的教會學校的課桌上已經擺放著《坤輿萬國全圖》，從而產生了如今所說的“社會影響”。不到100年間，日本人已經繪制出模仿西人視野的世界地圖，“對利瑪竇筆下的世界形象的普及起了推動作用。”[20] 在接下來的又一個百年（18世紀）里，基于現代式地圖繪制的地理知識在日本已經實現“大眾化”，其程度堪比歐洲，甚至還有過之。

《坤輿萬國全圖》韓國實學博物館藏本（下圖為局部放大圖）

日本人不僅學到了歐洲人的現代地理知識，還學到了歐洲人的侵略擴張惡習。甲午戰爭末期，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中將給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1836-1895）一封勸降書，委托在威海衛海域的英國軍艦“塞萬”號艦長轉交。

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茍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于敗亡之數乎？

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于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際此國運窮迫之時，臣子之為家邦致誠者，豈可徒向滔滔頹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報國也耶？以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史冊疆域，炳然龐然，宇內最舊之國，使其中興隆治，皇圖永安，抑亦何難？[21]

伊東佑亨中將的“勸降書”的文辭顯得彬彬有禮，而他的說法也看似不無道理，其實不然。受西洋人欺凌后，難道就有理由欺凌鄰人？國家受到欺凌當然應該“去舊謀新”“更張新政”以求自強，但這不等于國家德性有理由轉而信奉歐人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英、法、俄、美四國分別迫使清廷簽訂了《天津條約》（1858年6月），開放東海沿岸諸多口岸（包括臺南）。普魯士王國聞訊后也組織了一支遠征隊（Preussische Expedition）前往遠東考察，船上有兩位年輕的地理學博士：馬隆博士和李希霍芬博士。考察歷時2年，經錫蘭、印尼、菲律賓、暹羅（1949年改稱“泰國”）、緬甸、我國臺灣，然后到日本（1860 – 1862）。馬隆博士回國后隨即給普魯士王府打報告：建議找個借口在我國臺灣島南部建立海軍基地。普魯士軍方一度打算采納這個建議，后來又否決了，原因是那里不合適，而非不需要在中國東部沿海找地方建海軍基地。

李希霍芬（1833 - 1905）沒有回國，而是接著前往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在那里待了6年（1863 – 1868），并發現了金礦，引發后來的淘金熱。隨后，他在美國商人資助下到我國大陸又待了4年（1868 – 1872），受聘調查我國的煤礦資源。李希霍芬以上海為基地，7次遠行做經濟地理考察，每次路線都不同，足跡遍及大清帝國18個行省中的13個，最終發現“中國的經濟潛力讓歐洲以外的任何國家都相形見絀”。李希霍芬回國時，普魯士王國已經重新“開國”為德意志帝國（1872），他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寫多卷本《中國：基于親自旅行的［地理學］研究》。李希霍芬的這部五卷本大書從中亞山脈的構造談起，描述華北和華南的地形、地質狀況以及居民活動，史稱“經濟地理學”的經典之作，其中包含給在華歐美商會的經濟調查報告。李希霍芬憑此成為德意志第二帝國樞密顧問和科學院終身院士，與拉采爾并稱第一代德國地理學大師。

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1868年李希霍芬剛從美國西部到中國不久（12月），曾向普魯士駐華公使提交報告，建議奪取舟山群島作為普魯士的“海軍站和港口殖民地”。經過4年的考察后，李希霍芬又改變了看法，在給剛“開國”不久的德意志帝國府提交的策論報告中，他建議德國獲取膠州灣及其周邊鐵路修筑權，將山東納入勢力范圍，以便華北的棉花、鐵和煤可以輸出到德國。1895年《馬關條約》一出，李希霍芬馬上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史稱“政治地理學的杰作”。[22]

接下來考察中國地理最有成就的是美國人，這絕非偶然。1923年，美國地理學家葛德石（G. B. Cressay，1896-1963）來華考察6年，寫成《中國地理基礎》。然后是了不起的拉鐵摩爾（1900-1989），他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如今已經成為歷史地理學的經典之作，雖名為中國古代邊疆史，實為具有世界史視野的中華帝國政治地理史。[23]

如今的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政治史學問題：《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與《中國疆域沿革史》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問世，為何拉鐵摩爾的著作與我國的歷史地理學前輩的同類著作具有截然不同的視野，而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更具啟發性的是前者。[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