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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察者網馬力】西方是否應該為中國崛起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liberal ideology）造成的威脅而感到憂慮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走向終結——我當然不希望如此——那也并非由他者謀殺（murder）所導致，而是自由主義本身自殺（suicide）所造成的結果。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2018年6月8日在其網站上進行了一場網絡辯論和投票活動，辯題是：西方是否應該為中國崛起對自由主義價值觀造成的威脅而感到憂慮？上海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春秋高級研究員、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前院長、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bani）教授在本文中發表了否定觀點

一種意識形態的生命是否能夠得到延續，根本上還是取決于它的表現如何，而非取決于其理念所具有的抽象美感（the abstract beauty of its ideas）。當蘇聯的表現短暫地超過美國時，比如“斯普特尼克時刻”（1957年，前蘇聯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率先進入了太空，這激發了美國人的危機感。美國政府意識到，蘇聯的運載火箭可以把核武器投送到美國的任何地方。在不到一個月時間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任命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擔任白宮科學顧問，全國開始推動數學和科學教育，并成立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以負責航天開發事業。此事后來被美國人稱為“斯普特尼克時刻”。2007年，俄羅斯紀念“斯普特尼克1號”成功發射50周年，美國人也舉行了隆重的緬懷儀式，以感激前蘇聯所帶來的“刺激”——觀察者網注），人們還是嚇了一跳。當時人們十分擔心由國家管理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表現會超過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但當蘇聯解體之后，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也隨同那個國家一道進入了墳墓，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這也是為何中國會如此熱情擁抱市場經濟的原因。中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展成就，8.5億人因中國的發展擺脫了極端貧困。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時達到了高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那篇關于“歷史的終結”的論文中向我們闡釋了那個時代很多人共有的一種心理。他指出：“我們所見證的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也不僅僅是‘二戰’后一段歷史的結束，我們所見證的是人類意識形態演進過程的終結，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社會治理模式的終極形式”。福山做出這樣的表述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美國和歐洲思想界竟然抱著極大熱情、絲毫不做批判地接納了福山的結論。我在拙著《西方迷失了嗎》一書中曾非常尖銳地指出：福山的文章對西方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腦損傷（this essay caused tremendous brain damage to the West）。

如果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終將消亡，未來的歷史學家應該不會遺忘福山那篇文章所起的歷史作用。福山的結論在上世紀90年代的西方社會引發了嚴重的自滿情緒，而上世紀90年代正是中國和印度逐漸蘇醒的時候。為何中印兩國的蘇醒會造成如此巨大的影響？數千年來，直到1820年，中國和印度一直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但此后他們雙雙走向了衰落。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印兩國重新蘇醒過來是注定要發生的。巧合的是，當中印蘇醒時，西方卻主動接受了催眠。

西方所犯的錯誤在于，他們認為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與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兩者是互為因果、密不可分的。但實際上，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這樣的關系。有趣的是，中印兩國的不同表現恰好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一直堅守自己的政治制度，不過當鄧小平解除政府對經濟的一系列管制之后，中國經濟實現了騰飛；印度的政治制度雖然符合自由民主原則，但該國經濟由于受到政府過度干預一直表現不佳，1991年甚至因此被卷入了金融危機。上世紀90年代，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擔任印度財政部長期間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改革，打破了束縛印度經濟增長的行政枷鎖，印度經濟也實現了起飛。

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所以勢如破竹，原因在于北美和歐洲建立了經濟繁榮、秩序井然的現代社會，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越了世界上其他地區，其他地區的國家無法為其民眾提供歐美國家民眾所享有的高質量生活。1965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水平與非洲的加納相仿。我很清楚地記得，當時新加坡人對歐美國家高質量的生活都十分羨慕。

不過現在，這種羨慕的心理已經不存在了。到底發生了什么？近幾十年來，美國和歐洲的政府不再有能力照顧好自己人民的生活。令人震驚的是，美國就業人口收入中位數停滯已久。從1979年到2013年，美國小時工資中位數僅提高了6%，平均每年還不到0.2%。63%的美國家庭甚至無力償付500美元的急診費用。在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歐洲幾個主要經濟體，政府已無力解決社會上的大規模失業（尤其是青年失業）問題。多項問卷調查顯示，與歐洲同齡人相比，中國和印度的年輕人對未來更加樂觀。

自由民主制度實施自殺行為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該制度為特朗普等民粹主義領導人和意大利等民粹主義政府的出現創造了條件。這就是自由民主制度光環不再的主要原因。的確，并非所有的歐洲國家都表現不佳。北歐國家仍然在穩定地發展，不過其他幾個主要歐洲國家卻都已麻煩纏身。去年，德國的默克爾總理勉強當選；而英國的特蕾莎·梅首相在脫歐問題上依然步履蹣跚。面對英國脫歐，其他國家的人感到十分意外，像不列顛這般理性的民族怎么會在公投時做出脫歐這種自殺性的決定呢？面對這一事件，人們很容易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自由民主制度還能正常運轉嗎？

中國并沒有能力扼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國也沒有意愿這樣做。聰明的中國領導人很清楚，在這個全球化的地球村里，繁榮的美國和繁榮的歐洲為中國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與西方人不同，中國人并不具有那種向其他國家推銷自身意識形態的傳教士般的熱情。中國人是有智慧的，他們認為，在中國可行的制度在西方或印度、印尼等其他地方未必可行，而印度和印尼都是在亞洲非常有活力的民主國家。

如果西方認為中國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構成了威脅，那么他們就做出了非常嚴重的戰略誤判。他們這樣做不過是在為自己的問題尋找替罪羊。西方思想界應該向自己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為何西方社會在20世紀下半葉表現如此優異，在21世紀卻表現得如此糟糕？西方不應向中國去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是應站在鏡前審視自己并做出反省。

下面是英國《經濟學人》雜志讀者在網絡辯論和投票活動后的部分留言，觀察者網翻譯如下，僅供參考：

billliu：將自由主義的失敗歸咎于某一個國家就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思想領袖們應該辯論一下：為何實用主義會在當今世界如此大行其道？

edzimmer：正如其他讀者所指出的，這個辯題出得不好，很難用“是”或“否”來簡單表態。我們應該“為威脅感到憂慮嗎”？當然應該，這世界上沒有人不為“威脅”而感到憂慮的?？墒侨绻銓⑥q題理解為“你認為中國崛起會對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造成威脅嗎”，用“是”或“否”來回答這個問題就明確多了。通讀了各位讀者的留言，很多時候我都是一頭霧水，甚至要猜留言的讀者到底是在哪個問題下面站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