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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這次習主席訪問沙特期間，除了中阿峰會之外，還有中國和海合會之間的會談。其實，中國和海合會關系的淵源很深了，雙方的FTA談判也持續多年，您曾經參與相關會談，能否介紹一些細節？

潘光：2011年阿聯酋舉辦了一場研討會，第一次邀請中美歐三方的學者做主旨發言，美國的是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歐洲的是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院的教授，中國的學者就是我。會場上，我問他們，中國跟海合會的FTA什么時候能簽成？當時有一位阿聯酋代表答復我說今年就能完成。那時是2011年，但隔年還是沒落實下來，再接下來發生了卡塔爾和其他4個國家斷交的事情，此后就一直延宕下來。

12月9日下午，首屆中國-海合會峰會在沙特利雅得舉辦。

談到這里，我正好要講土耳其和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的關系。這幾個海灣國家之間的主要矛盾就是卡塔爾支持穆兄會，而穆兄會的重要后臺是土耳其，所以卡塔爾和土耳其關系不錯。

所謂“穆兄會”，其實大部分是阿拉伯世界的一批窮人。阿拉伯國家基本都是王室制度，像沙特、卡塔爾、阿聯酋都是，穆兄會就是要推翻王室和官僚。所以在這些王室眼中，穆兄會是死敵，但卡塔爾除外——它反而和土耳其一起支持穆兄會。這里面就涉及卡塔爾的王太后，她是一位“怪人”，總想要顛覆現狀，經常會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舉動。其實，我就跟卡塔爾的王太后還算比較熟，因為我們都是聯合國文明聯盟的參與者。

那么，這其中還牽扯到一個國家——埃及，埃及曾經跟土耳其斷交，原因是曾任埃及總統的穆罕默德·穆爾西，其背后支持力量是穆兄會，但后來埃及發生政變，穆爾西被捕，最后死在監獄中。隨后，土耳其跟埃及斷交；直到最近，兩國才恢復關系。所以，卡塔爾世界杯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意義，就是緩解了“泛阿拉伯”內部的關系。在賽場邊，埃及和土耳其恢復關系，沙特和卡塔爾關系也正常化；開幕式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沙特王儲薩勒曼、卡塔爾埃米爾塔米姆在場邊談笑風生。

不過，最近這些年穆兄會的勢頭也有點走弱。我之前在新加坡開會時碰到一位美國國防部負責反恐的官員，我問他穆兄會是不是恐怖組織，他也猶豫了半天說，穆兄會確實搞過一些恐怖活動，但美國沒有正式將其列為恐怖組織。其實，中國也沒有把穆兄會列為恐怖組織，因為它在伊斯蘭世界的普通群眾中還是有基礎的，主要是一批基層平民。雖然穆兄會跟阿拉伯國家當權者的關系都不好，但不會影響我們跟他們國家的關系。

前面我們談阿拉伯國家的內部矛盾，其實里面也包括了穆兄會的問題。當然，還有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我們的立場基本上就是勸和促談，與各方都保持較好關系。

現在西方緊張的就是中國開始有軍事和安全介入，但當地的這些國家其實不緊張。阿拉伯人認為中國現在幫我們打海盜，有什么好緊張的。最近有一個情況，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關于新疆問題的投票，只有索馬里投了贊成票，其他阿拉伯國家都是支持中國的，當然這種情況的背后基本上就是美西方的運作。

總體而言，中國現在跟中東地區的四大勢力，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以色列都保持著友好關系，雖然這里的每一組關系中都存在一些矛盾，但目前都不是太大問題。

埃及法院判處穆爾西死刑后，示威抗議者高舉其照片。圖自半島電視臺

觀察者網：其實對于阿拉伯國家，現在國內的輿論環境還是比較警惕的，很多人會擔心價值觀、宗教等因素會摻雜在合作之中、并逐漸滲入進來，您對此怎么看？

潘光：我個人對這些問題倒不是太過擔心。現在我們宣講“一帶一路”時也會提文化交流，而中阿之間的文化聯系從古至今一直都有。外交部部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這幾天在社交媒體上介紹中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良好關系時，還引用了一條阿拉伯古訓——“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

阿拉伯人對西方基督教文化是比較警惕的，歷史上發生過十字軍東征，但中國從來沒有在阿拉伯地區發起過戰爭。不過，在阿拉伯國家需要注意的是尊重伊斯蘭宗教的風俗習慣，但這說不上價值觀的沖突。

中國提出一個說法叫人類共同價值觀——“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基礎就是共同價值觀。過去我們總是聽西方人講普世價值觀，但這種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就是西方意志的體現。但我想，人類共同價值觀應該是阿拉伯國家可以認可的。

當然，阿拉伯內部會有極端派，無論是什葉派還是遜尼派都有極端分支。比如，遜尼派內部的極端派是薩拉菲主義，也叫瓦哈比主義，沙特是它們的正統。但這些東西在阿拉伯國家內部也正在發生變化，像沙特現在也允許婦女開車、看電影等等，更不要說阿聯酋這樣的國家，比沙特還要更開放些。但要說薩拉菲都是恐怖分子也不準確，“911”之后西方有一個極端做法就是指稱薩拉菲信徒都是恐怖分子，當時抓了不少正統的薩拉菲主義信徒，關在關塔那摩，后來慢慢都放出來了。

有時候還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的是宗教，有的是文化。其實我們每年都會碰到類似問題，比如在中國的猶太人要過猶太新年，打報告到外辦，外辦就來找我們專家問怎么辦。我的想法是，新年主要體現的是文化，不是宗教。但是一旦過猶太新年，美國總領事、以色列總領事也去了，這樣一來倒是有些政治因素出來了。所以，想把宗教和文化徹底分開實際上也是做不到的，但盡量可以脫敏。

觀察者網：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在中東地區、尤其是海灣國家，印度人非常多，大多是討生活的勞工。一方面，在這些地方原本已經存在不少其他傳統外來力量，另一方面，像勞工這種現象，最近因為卡塔爾世界杯牽扯出來而成為西方媒體的質疑焦點，因為中企在當地的項目很多，未來會不會也成為西媒指責的靶子？

潘光：印度勞工和巴基斯坦勞工在海灣國家非常密集的，出租車司機幾乎都是來自這兩國。

對中國來說，不太會有這方面問題，如果是一個整體項目，一批工人做完就走了。

所謂勞工問題，主要問題是出在人口構成中，卡塔爾總人口的70%是外籍，只有30%是有卡塔爾公民身份的，像阿聯酋也是如此。他們的本地人口很少，但他們會對外發勞工證；這些勞工的工作很辛苦，工資也非常低。如果西方要抓，一般是抓這些問題，而不是針對中國的整體項目，如果中國企業在當地雇用工人，會碰到勞工問題，但據我了解，中企在待遇方面一般都還可以，工程管理也都比較成熟規范。

據統計，在海灣工作和居住的印度人約為1000萬。圖自路透

觀察者網：隨著中阿合作的深入，還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安保問題。最近看到半島電視臺的一篇分析文章，認為現在中東地區的內部關系更像是一種混合型關系，過去那些沖突的烈度在降低，短期內似乎也看不到高烈度沖突，但問題是這一現狀最終會走向哪個方向，是真正的和平，還是不久之后還會出現暴力？假如中阿對話合作的框架建立起來，未來合作擴大，那么安全問題是否會涉及其中？

潘光：這里提到的“混合型關系”其實是一個中性詞，所謂的混合實際上就是多元化的。現在美國因素、俄羅斯因素、歐洲因素等等都在那里或多或少發揮作用，都有各自的項目——經濟的、文化的都有，但是對軍事介入就比較謹慎。因為一旦軍事介入過了頭，就會產生不穩定因素。但對中國來說，遠遠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如果非得說中國的兩個軍事介入，一個是聯合國維和部隊，另一個是三艘軍艦打擊海盜。前幾年，我們參加了聯合國的項目，把敘利亞的化學武器運出去，由中國和俄羅斯軍艦護送。我們現在主要是這類國際合作項目，所以不會有太大問題。只有吉布提的基地是中國自己建的，但現在這個基地主要也是為聯合國維和服務的。

相比在巴基斯坦，阿拉伯地區的項目反倒更安全一些，像巴基斯坦主要有“俾路支解放軍”和“巴塔”破壞，幾次導致中國人傷亡的爆炸都是他們干的。另外，在這里也不太會出現經濟和法律問題，不像在緬甸，當時建水電站還和當地民眾發生法律訴訟。阿拉伯國家大多是王室體制，下面比較服從，政體相對穩定，也比較有錢，所以相對來講，“一帶一路”在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海灣國家開展得比較順利。

觀察者網：今年下半年來，中國的重大外事活動一場接一場，尤其是二十大之后接踵來訪的外國領導人、G20峰會、APEC會議，再到這次在中東地區掀起的熱潮，特別是在全球逐漸走出疫情的陰霾，如此頻繁高效的元首外交有哪些重大意義？

潘光：今年9月在撒馬爾罕召開的上合組織領導人峰會，是中國領導人自疫情以來的首次出訪，自然備受全球矚目；這次出訪活動很及時，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既有合作項目推進，各方也就當下重大地緣政治事件互通有無。

之后的亮點就在中歐關系，朔爾茨訪華開啟了中歐領導人面對面會談的進程，隨后在G20、APEC，習主席和歐洲領導人的接觸非常頻繁，當面會談的效果非常好，包括法國總統、西班牙首相、意大利新總理；此外，還包括澳大利亞總理、新西蘭總理等等。

其實，中歐合作已經不可避免。現在的問題是歐洲處于能源危機、經濟通脹、地緣沖突困境之中，其實恰恰是離不開中國的商品物資以及和中國的合作。也許政治上出于一些干擾仍舊比較“冷”，但經濟上無疑是在靠攏。

當然，這期間最受關注的無疑是中美領導人會談，無論如何見面總比不見好。中美雙方還是談了一些很現實、實質的問題，比如如何設置護欄機制等。

美歐關系現在比較曖昧，一方面在俄烏問題上，雙方都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但還要給多少錢、多少武器，是有分歧的，特別是美國中期選舉結束后，這個分歧愈發凸顯；另一方面，在通脹削減問題上，美歐已經打起口水仗，甚至有歐洲政客警告美歐貿易戰恐怕即將打響。

所以，當前世界還是處于混亂的地緣變動之中，對我們來說如何更好地判斷時機、并利用機會顯得非常重要，也考驗我們的智慧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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