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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周四

圖書館員權力巨大

上午的會議內容沒什么特別感興趣的。3:45巴士載參會者去天主教大學，聽牛津大學博德里學院圖書館員Richard Ovenden的主題發言。此人口才甚佳，表述精當，但政治掛帥，說全世界圖書館員最不喜歡的就是專制主義，因為這種體制動不動就燒書；圖書館員們最親近的是自由主義，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整理、保護、流通和收藏圖書，所以是民主國家的天然盟友。所給反面例子主要是納粹燒書事件。所給的另一個例子更有意思。他在愛丁堡大學圖書館工作時，該館收藏穆罕默德時代非穆斯林所畫的先知畫像，被人要求毀掉，理由是這對先知是大不敬，但被他們拒絕了。但講得最多的，還是古埃及亞歷山大博物館（亦為西方古代最著名的圖書館）被燒之事。可這跟專制主義、自由主義并不搭界。對最早進入印刷文化時代、有著悠久書史的古代中國竟一字未提，秦始皇焚書事件竟未能進入其法眼。

牛津大學博德里學院圖書館員Richard Ovenden

會后是酒會，跟索邦大學的英語老師Chatal Zabus聊了起來。她是以法語為母語的比利時人。我認為，Richard Ovenden的發言很有啟發性，但他思路若能拓寬一點，而非集中講專制主義政體對信息的壓制，對書籍的摧殘，就會更有意思；一個社會如何保存并傳播自己的集體記憶、集體思維，不僅涉及到什么信息有價值得保存，更涉及到什么信息無價值甚至有害得丟棄，得屏蔽，就像人腦每天都得保存信息、刪除信息那樣；這時，圖書館員們的權力非常大，因為正是他們直接決定哪些書應該保留收藏，哪些書應該淘汰；這又涉及整個社會的管理者（包括政府）或者說精英們如何看待有關信息的問題；他們所看重的信息未必是中下層所看重的，他們所丟棄的信息也未必是中下層所愿意丟棄的；信息取舍大體上取決于是否有利維系既有權力結構；當然，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會產生很大影響。

“正宗”英語人 V.“非正宗”英語人

我們笑聲不斷，聲音高昂、熱烈，吸引了Thomas Austenfeld、德國Ludwig Maximilians University Munich的Ingo Berensmeyer教授（下屆IAUPE主席）、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Halle-Wittenberg的Sabin Volk-Birke教授等五六個德語區的學者加入。現在，我們這個群不僅有中國人、德國人，還有法國人、瑞士人。英語國家的學者不大可能入群。即使在所謂“國際”英文教授學會里，也有“正宗”英語人和“非正宗”英語人之分。

Sabin Volk-Birke告知，東西德國整合仍不盡人意，兩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民眾認知水平和職業技能等仍有很大的差距。這糾正了我一個錯誤印象：既然默克爾這個東德長大的人能當這么久的德國總理，說明歷史已經翻篇，東西德已完全融為一體了。

7月14日周五

“政治正確”等于死亡

早餐時恰好與麻薩諸塞的薩萊姆州立大學Jude Nixon教授同桌。已注意到，這幾天他非常活躍，東亞三國的英文學者完全沒得比。皮膚看似黑人，又不太像。準確說，是奧巴馬式膚色。果然，他說他是加勒比海人，祖上不僅有黑人，還有中國人和白人；說整個加勒比海地區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種族大熔爐，中國人與黑人、白人、土著印地安人普遍通婚，所以這里要搞種族仇恨是搞不起來的，因為人人都可能是多種族多血統，即便較為“純凈”，也可能因親戚朋友有其他種族的血統而不可能仇恨他們。

上午11:30“代表中國”作《英語文學的未來》的大會發言。所作演講以及討論環節的發言效果較好，所傳達的信息、表達的觀點（如英語文學作為一個行當，最終可能會衰落下去，但這個時候不會太快到來，近年來中國的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甚至還在擴招；即便最終會衰落，也會因為是一種簡便易學的全球通用語而長期維系其既有地位）產生了較大反響，不止一人表示祝賀并與我交流，包括此次大會發言小組組織者英國Exeter 大學的Regenia Gagnier教授。她是美國人，自稱社會主義者。這在美國是罕見的，也應是她落腳英國一所大學的重要原因之一。畢竟，歐洲對社會主義的容忍度比美國高得多。

午餐時與James Simpson和其他兩位學者同桌。一位美國中西部某大學來的老年女性學者稱“政治正確”派所倡導的Diversity, Inclusiveness and Equity（多樣性、包容性、公平或平等）就是DIE,就是死亡。James Simpson貌似同意這個說法，說像您這樣做文本考據的學者，有這種看法不足為奇；可是老太太離開后，他又顯得十分政治正確。

哈佛大學的James Simpson教授

畢竟要在“進步”思潮發源地及大本營哈佛大學立足，不可能不政治正確。可過激左翼思想造成的惡果又不可否認，這應該是一些偏于“進步”的學者立場搖擺甚至曖昧的根本原因。

仍有面對面交流

2點至3點半，就新學會章程進行投票，舉行新舊屆學會領導交接儀式。

總的說來，就IAUPE學會而言，傳統仍非常強大；演講后的問答環節時間充裕，有十幾分鐘至一個小時不等的面對面交流，想發言者都有機會發言，不可謂不充分。相比之下，國內學術會議（至少就外國文學界而言）現在幾乎已無面對面交流，一人發言后，緊接著又是另一人發言，時間安排得滿滿當當，問答交流環節形同虛設，著實堪憂。另一個值得中國學者學習的地方是，一百多人的會沒太多“會務”，只有兩個在讀博士或碩士生幫忙，再加一兩個線上志愿者。若是在國內，如此規模的會，動輒會有一二十個碩士生和青年教師參與“會務”，再加上大量人員參與接機接站，有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費。

3點半至5點，步行瀏覽了1.5公里外的一個金字塔型紀念碑及周邊景觀。是為紀念美國人和加拿大人1944年6月從法西斯手中“解放”羅馬而建的，高約十五米，材質是一種十分搶眼的白色石料，與處處是淺黃色外墻的羅馬市古今建筑形成了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