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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是西方政治制度危機

歐洲的危機雖有一些特殊因素，比如美國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介入以及歐洲價值觀至上喪失了現實感等。但從根本上講，歐洲的危機還是整個西方的政治制度危機。

還是先看法國。第五共和國第一次重大制度脫序是1986年首次出現左右共治：總統來自左派社會黨，右派保衛共和聯盟贏得國會選舉并出任總理。1997年左右共治再次出現。左右共治導致國家難以有效運作，危及體制的正當性。

曾經兩次經歷過痛苦的左右共治的希拉克總統任內決定修改憲法，總統任期和國會任期一致且同一年相近時間進行選舉，以期從制度上一勞永逸的解決這一憲政問題。這一改革成功度過了薩科奇、奧朗德和馬克龍的第一任期。但在2022年再次出現前所未有的政治現象：第一次出現無一黨國會過半。非常蹊蹺的是，懸峙議會這種現象通常會出現在實行比例代表制的議會制國家而不是單一選區的半總統制法國。但不管怎么說，法國政治開始走向碎片化。而以今天以歐洲議會選舉為標志，政治發展進一步脫序。

目前法國政治制度還有最后一個安全閥：即為了防范極端民粹主義獲得政權，國會和總統選舉采用兩輪制。在2022年大選前，這一安全閥極為有效。比如2017年極右候選人勒龐總統選舉得票率只有33.9%，遠遠低于一個正常政黨的水平。國會選舉，盡管第一輪國民聯盟能夠在216個選區領先，但決定勝負的第二輪僅獲得8個席位，而在2012年的國會選舉上，更只贏得2席。但突變出現在2022年：勒龐在總統選舉得票率超過41%！國會選舉則獲得88個席次，一舉超過傳統右派共和黨！法國打造的政治安全閥開始失效。

勒龐發表講話 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所以此次國民聯盟在大勝背景下能否徹底沖破安全閥才是此次選舉的真正危機所在。

制度危機并不是法國和歐洲所獨有，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更早早陷入危機，它的安全閥也早就完全失靈。

今天的美國政治，用美國政治學者福山的觀點就是政治衰敗。風起于青萍之末，美國的政治衰敗早在二十一世紀來臨之時就已經顯現了。

2000年美國大選由于選票極其接近而陷入爭議僵局。最后由最高法院裁定共和黨的小布什獲勝。這起事件對美國政治發展有三重意義。

一是這是美國1965年《選舉權法》頒布而真正完全實現一人一票以來的第一次僵局，也是此后第一次出現輸掉普選票而當選總統的政治現象。

二是選舉結果由非民選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決定。當時決定選舉勝負的佛羅里達州由于機器無法識別全部選票，該州由民主黨人士組成的法院宣布所有出現大量廢票的郡都必須進行人工重新計票。但第二天這個裁決就被最高法院判決停止，從而導致小布什獲勝。共和黨提名的五位大法官站在小布什一邊，民主黨提名的大法官則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美國是否司法獨立，只能是見仁見智了。

第三個意義則更為重要。美式民主制度一向標榜“懲劣獎優”，即表現優異的政治人物和政黨可以當選和連任，相反就會被選下臺。但這一次卻并非如此。克林頓八年是美國冷戰后的黃金時期：經濟繁榮，股市屢創新高，社會就業充分，實現了低失業率、低通脹率和高經濟增長的“兩低一高”。甚至美國長期以來的財政赤字都變為財政盈余，債務也罕見下降。然而擔任克林頓八年副總統的戈爾卻未能因為民主黨執政的優異表現而受益。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里根八年的優異表現卻可以讓擔任副總統的老布什贏得選舉。也就是說美式民主制度在那個時期還可以“懲劣獎優”，但到了二十一世紀這個功能就消失了。美國的政治衰敗自此顯性化并進展迅速。

隨后的小布什八年是美國冷戰后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兩場戰爭和一場金融危機嚴重消耗了美國的軟硬實力。這并非小布什一人的過錯，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200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使用軍事力量授權法》，為發動阿富汗戰爭鋪平了道路。只有加州眾議員芭芭拉·李投了唯一的反對票。她反對的理由是這將使美國陷入“一場既沒有退出策略、也沒有明確目標的無限戰爭”。后來的事實證明她是唯一正確的。

2002年10月國會又是大比例通過“伊拉克戰爭授權法”，支持發動伊拉克戰爭。更不可思議的是，號稱歷史最差總統之一的小布什竟然還能連任成功！“懲劣獎優”機制再度失靈。

2008年美國歷史性選出第一位非洲裔總統。從歷史角度看，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事件發生一般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現有體系脫序。二是現有體系的改良或者革命。從今天的視野來看，奧巴馬當選屬于第一種。因為此后，類似的前所未有的事件而且是負面事件接連發生：2016年政治局外人、民粹主義者特朗普當選總統，而且和小布什一樣又是以普選少數票當選。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父的政治制度設計初衷就是為了防止特朗普這樣的人物出現。從這一點來看，這一套制度設計已經完全失靈了。

2016年總統大選結果 圖片來源：商業內幕網站

特朗普當選后，立即引發全美抗議浪潮，美國社會自實現一人一票后第一次大規模出現不承認選舉結果的現象。2020年大選，身為總統的特朗普以及眾多國會議員拒不承認選舉結果，又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2021年1月6日美國發生國會被民眾占領事件，又創美國歷史先河。然而這并不是終點：2024年5月，一個在第三世界國家常有的事卻在美國上演了：在選舉年反對黨的候選人被判刑。

特朗普不僅是前任總統，還是贏得共和黨初選、事實上已經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恰在此時，他被紐約法庭判定有罪。紐約是民主黨支持者占絕對多數的區域，12名抽簽產生的陪審團成員大概率是民主黨的支持者，所以共和黨支持者自然會懷疑其公正性。這也是為什么此前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律師團隊就多次要求改變案件審理地點，但都被法院拒絕。

如果從司法實踐來看，三權分立的制度并不能避免法官的政治立場對法律解讀的影響。類似還有婦女墮胎權，共和黨反對，民主黨支持。2022年最高法院否決了婦女的這項權力，其中共和黨提名的六位大法官全部否決該法案，民主黨提名的三名大法官則完全相反。堪稱美國當今政治的真實體現。

在一個政治高度分裂的國家，大選前、面對一個高度爭議的政治人物竟然有這樣一致的結果，自然不可避免的會引發政治猜疑。不管案件的審理過程是否有政治動機在推動，但其結果有強烈的政治效應卻是不爭的事實。

特朗普一案最大的歷史意義不在于打破了刑不上美國總統的默契，而在于美國政治競爭的底線進一步下移。對于政治人物來講，失敗者不僅僅將拿不到權力，也有可能失去自由。而對于民主黨人來講，一定會想，如果特朗普當選，他們將會面臨什么命運。禁忌一旦開啟，美國政治的走向就是莫測的黑洞。

美國政治的衰敗已經是全球各界共識。多次民調顯示60%以上的民眾認為美國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以福山為代表的學者早在2014年就發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結論是：“國內政治弊病已經頑固不化，很難出現富有建設性的改革，美國政治衰敗還將繼續下去。”如今十年過去了，不得不嘆服他預測之精準。

縱觀歐美的政治演變和動蕩，我們確實更應該回味兩千多年前，西方哲學和政治學奠基者之一亞里斯多德的預言：民主制度必然墮落成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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