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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理論？

但為什么追求理論，而不堅守歷史呢？

傳統中國對許多問題的正當性回答往往就是回顧和敘述歷史。“率由舊章，不愆不忘”是中國人的古訓。“自古以來，如何如何”更為當代中國民間稱之為“大殺器”。但在不再 “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現代社會，在強調改革鼓勵創新的當今中國，尤其是在自然和社會科學的理論分析邏輯已重塑當代國人基本思維方式的社會氛圍中，這種曾經強大的基于歷史事實的話語之說服力已大大弱化。這不僅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的變化，更反映了這一變化已引發當代中國整體社會文化從人文經典權威導向更多甚至全面轉為科學技術導向。今天所有人也都理解并遵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但僅僅是“值得注意”或“前事不忘”而已，人們不愿僅僅成為以往的延續，成為歷史的奴隸，而且他們還常常無法從歷史的自然敘事中獲得足夠思辨的智識滿足。這其中有一個休謨問題，即人們無法從實然中獲得應然。在社會領域問題，今天人們常常不滿足“是什么”，總希望了解“為什么”，不僅希望了解過去“曾如何”，還希望了解此刻或今后，因為什么因素，“還可能如何”。他們起碼也希望感受到一種智識的說服力。對于今天的許多讀者，中國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這種歷史敘述遠不如因為哪些基本約束條件或變量，中國才如此這般的論證，更有說服力，也更凝練——即便這類話語一定不如歷史話語生動、有趣、豐滿、詭詰，也即便人們其實也很少一絲不茍地遵循理性教誨。同世界大多數人一樣，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他們其實更多走在歷史經驗和理論邏輯之間。

如今人們更喜歡論理，這也與理論的特點相關。歷史往往給人啟示，但啟示只是聯想，或是類比。聯想或類比很可能只是觸動了聯想者的某一點或某一方面，即便感觸很深，卻也完全可能似是而非；我們無法自信自己的聯想或類比是否真有道理，與自己的當下關切是否真的有關；不同的人從同一歷史敘事或軼事中獲得的聯想、啟示或類比很可能相當不同。例如，近年來人們常提及“修昔底德陷阱”。但這最多也就是個告誡。人類的這類告誡很多，常常相互沖突，想想“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與“三思而后行”。但真正重要的是此刻該三思而行呢還是該當斷則斷？無法指導行動，這類告誡或警示也不會推進更深入細致分析和理解。而且，援引“修昔底德陷阱”，這所謂的警示或告誡，也完全可以為雙方用作戰略威懾和欺騙。現存大國可能以此來藏拙并有效遏制崛起大國：“再往前走，你就掉坑里了”；崛起大國則可以以此來安撫欺騙現存大國——“放心，我不會過分，我知道前面有坑”等等。如果僅被視為事件的時序排列，這種歷史就不可能告訴我們什么，無力指導我們決策和行動。理論也會有錯，即便源自經驗，理論也未必有助于更成功的決策和行動，如果理論的重要條件或變量沒有切實的經驗支持。但相比之下，作為經邏輯論證和實踐檢驗的抽象和一般的體系化知識，只需對一個理論的主要變量和顯著條件予以明確限定，就可能從中分析、演繹出一些可從經驗上考察或驗證的預測；甚至可以將原先從不被認為相關的變量勾連起來，提出一些雖不確實但有道理能開腦洞的假說或解說。

本書就希望基于一些歷史經驗和常識，就中國的憲制/構成講出一番道理；用一種有關制度的理論話語來解說，為什么中國是這樣的。這要求更強、更集中以及更系統化的問題意識，力求脈絡清晰，邏輯緊湊，回答簡潔。盡管會涉及許多歷史，但它關心的并非歷史中國的一些具體的人和事，不是那許多精細且耐人尋味的細節。甚至，說是“憲制”，卻也不是歷朝歷代重要制度的沿革和承繼，而是一些重要制度及其針對的各個社會難題，是這些制度各自及其總和與歷史中國之構成的結構功能關系。它關注的其實不是一個個堅硬歷史事件或人物與歷史中國憲制的實在或“本質”關系，得意忘象，它只試圖借助歷史中國的一些制度常識甚或一個事件來回答一個其實不可能有最終和準確答案的有關歷史中國憲制的智識問題。更喜歡理論思維、了解一些中國歷史常識的讀者，或許覺得這種分析說理更有意思，更有啟發，更有說服力——即便他們最后判斷這本書缺乏說服力。

我更希望經此激發中國學人關注和思考中國的憲制經驗，以及其中的理論意味。避免在分析討論歷史或當代中國憲制和法治之際，或是應對當代中國的其他相關難題之際，不接地氣，習慣地甚至理所當然地以某種純基于某外國經驗的憲制或法律理論來套中國，覺得可以，繼而建議，這里切一刀，那里砍一斧。不是排斥外來理論，而是外來理論不可能替代中國學人對本國具體問題的思考，即便運用的是外來理論。即便僅就學術理論發展而言，一個中國法學人起碼也有責任更多從自己身邊的經驗開始，提出和發展理論，思考人類社會的一些大政治體的憲制。

不光有高大上的追求，我還有矮小矬的顧忌。未受過科班訓練，對歷史的了解非常有限，若真講開歷史，那可真是無知者無畏了。我還知道，多讀書也沒用，因為今天已不能指望對許多歷史問題學術最終會達成共識。盡管不可靠，甚至非常不可靠，但從理論上看，有時，只要把一件事的事理講清，把一個問題分析透了，仍可能概括抽象出一個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命題。有些道理并不需要在一塊石頭絆上許多次才能明白。鑒于中國文明的持續性，以及，與太多國家的——相對而言——一次性歷史不同，中國歷史有多次“從頭收拾舊山河”，又有“百代都行秦政法”。這種會令一些學人哀嘆的制度“停滯”，在我眼里，就是——至少可能是——制度的恒常性或規律性。其本身就說明了什么，甚至就自證了其“憲制”身份。面對相同的麻煩，歷代王朝采取的不同制度措施，如秦漢唐宋明清針對游牧民族以及長城的不同對策，留下了不同經驗教訓，在有實驗眼光的學人眼中，則是典型的自然受控實驗。通過對單一人和事的分析考察推理有可能提出有道理的理論命題或假說，即便無法完全確證，也可能融貫地解說一些或更多相關的甚至原先不相關的經驗材料。

甚至理論話語能掩飾或寬容我對中國歷史的錯誤、過時和不完整的理解，或引用材料的偏頗、遺漏、失當甚至并非毫無根據的曲解。這類問題都會是枝節，重要的是這個關于中國的歷史構成的理論分析論述是否成立。從一開始我就知道，無論如何，我只能分析論述在一些最重要的制約條件下相關制度發生的基本邏輯和結構。概括、省略、側重（偏頗）不可避免，甚至必須。換言之，我必須“偷些懶”，才可能做成這件事。

人不可能看到歷史的復雜因果關系，因此書中的許多解釋都有意無意省略了或錯過了眾多因素，包括許多定論。我更多使用了功能分析，解說某種社會實踐或制度對于人類生存和國家社會整合的作用。但功能分析是研究者的事后分析，能說得通，卻很難驗證。只展示了一種理論上的可能，不敢妄稱其真實或可靠，更沒打算接近真理。

但這不意味著功能解釋只是一些胡思亂想。因為理論的力量就在于它的解說力和預測力，而不在于它的“真”。我們其實無法比著歷史這把尺子來評判理論，也沒必要。理論的功能就是組織起一系列理論命題，將原先看似散亂的材料予以系統化。最好是能從中發展出有預測力的假說，然后以經驗材料予以驗證。但以能否驗證來評判理論，也可能誤解了理論。因為，非但社會科學的理論，即便自然科學的理論，也并非都可以一一嚴格予以經驗驗證，許多只是能對大量經驗現象給出邏輯上統一和系統的事后解釋。天文學上的大爆炸理論，從猿到人的進化論，都不因為它們得到了經驗驗證，而只因為其強大的經驗解說力。至于有關美國憲法的種種所謂理論，更是沒有一個能自我融貫的甚至相互兼容的，更難說放之四海了。

一旦提出了有道理即便未必正確的理論，因理論的引導，就可能令人們有新的視角，或提出一些新問題。有了新問題，就可能令研究者重新審視那些被人翻爛了的歷史，從已經被人擠軋了千百次的文獻中，驀然回首，發現了，甚至重構了一些新史料。趙鼎新就曾以史書上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主動攻擊他國的次數來測度、排序各國的軍事實力；又以主動進軍一方的進軍距離來測度、排序各國的軍事實力和各國軍事實力的消長。其實這些記錄一直都在，這些數據此前卻不曾被創造出來。因為即便古代學人的世界觀不將主動進攻他國視為一個道德問題，他們也很難將主動進攻僅僅視為一個軍事經濟實力問題，他們更無法獲得精密的現代地圖，從地圖上系統測度春秋戰國時期一系列戰役戰斗的進軍距離；其他更精確的測量或記錄則更不可能。

有時，提出，或僅僅從其他領域中引入新的理論，也會提出一些先前無法想象今天看來卻言之成理的問題，會勾連一些之前無法勾連的變量，獲得一些可疑甚或最終被否棄卻仍然有意思的回答。根據數量經濟學的氣候假說，有經濟學者已將中國歷史上農耕與游牧民族之間的長期沖突的原因歸結，從不同文明程度或不同文明類型，轉向歷史中國長時段的氣候周期性變化。

這也意味著，本研究追求經驗的和社會科學的理論，不是——甚至痛恨——形而上的政治法律哲學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