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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現在回頭看，這本書的方法論意義會不會更大？比如書里說的抗辯制問題、秋菊的問題，農村發生巨大的變化，對90后以及00后來說，去閱讀的時候，可能會有時空錯位，有些問題已經變得不那么重要了，但這種方法對他們還是具有啟示意義。

蘇力：其實我在新作《是非與曲直：個案中的法理》一書中使用的是這種方法，始終保持在微觀層面，對細節高度敏感，去分析這些具體問題。在處理細節時，始終注意看到里面的理論問題，或案件本身提出的具有一般意義的理論問題。像我寫關于藥家鑫的文章，藥家鑫是獨生子，所有人都不會認為獨生子是一個問題，但我講這背后涉及一個刑法原則，罪責自負的問題。這一原則在我們國家的其他法律當中也有，比如說懷孕的婦女通常不收監，哺乳的婦女不死刑等。但沒人關心這背后的原則是什么？讓人覺得好像這是個仁慈或慈善的問題。其實這其中關注的是，不讓無辜者去承受刑法的傷害。我把這些看起來不相關的問題提煉出來，即便人們不同意我的具體觀點，但起碼了解許多問題的復雜性。我希望中國法律人能夠關心具體問題。大小由之，這是法理學研究應當有的追求。

于明：您如何看待當下中國的法理學研究的狀況？

蘇力：有重大進步，但還可以再進一步，甚或大步前進。一大批中青年學者成長起來了，不再是局限于法治宣傳，正不斷開拓新的領域，關心中國問題，也多了些理論自信。但是我覺得也有缺點，如很多人沒有辦法從法理學去關心部門法的具體問題，要么按民法的方式來關心，要么按刑事案件來關心，或者是大數據的問題，好像沒辦法把法理的知識帶進來，提出法理的關注，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在法學中，法理學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競爭力。由于訓練和閱讀更廣泛，法理學其實有可能比部門法學者更容易看到一些問題，并因此有所貢獻。

比如說，前年有一個養母打孩子最后被判入獄的問題。但就是沒人討論，因為不打孩子已經是一種政治正確了，而且以訛傳訛，說西方國家從來不打孩子。其實西方是允許打的，只不過用詞是有區分的，discipline在中國通常被翻譯成規訓，其實就是管教，有別于abuse。但學者不知道，或是不敢講，不會講，或是講不出道理，法官自然也不敢講，不會講。

我從案件事實出發，然后概括了中國社會家長打孩子的各種不成文但公認的規矩，其實中國人基本都知道的規矩，包括為什么事打，打男孩女孩，誰來打，誰不能打，以及打什么部位等等。我寫了篇文章把這些規矩都列出來，講了背后的道理。我希望，今后遇到類似案件或爭議，我們可以看看用這個規矩，就大致明白了，到底是虐待還是傷害，或是一般的教育。這就是法理學最可能做的事，把“百姓日用而不知”變成知識，變成規范，這是部門法學者反而做不到的。我認為，中國的法理學者應當研究部門法，部門法學者也應當有更多法理的思辨。

于明：您的研究始終是關注中國問題，包括中國的現實與歷史。但其實熟悉您的讀者會發現，您的理論背景、學術訓練、研究方式甚至表達都深受西方的影響，甚至您也是法學界翻譯著作最多的學者之一。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反差的，以及如何看待法學翻譯？

蘇力：我是有中國關注，但也就是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對中國最了解，相關的經驗最豐富，便于我去研究。這就是揚長避短。如果沒有我的這種經驗，就寫不出基于我的經驗才能寫出的文章。我寫過復轉軍人進法院的問題，就是因為我當過軍人，我知道部隊對人的訓練，不光是紀律的訓練，而且你對人際關系的看法會改變。因為部隊上的官兵，都來自多個省，因此這會改變中國社會濃重的同鄉觀念。士兵間的競爭都是實打實的，射擊，投彈、越野長跑，這其實就是精英選拔制，而不看重同鄉同學關系。理解了這些，才能夠理解中國古代為什么異地為官；理解了，現在只能主要官員異地任職，但大量副職只能在當地任職，就容易腐敗。像這些問題，不是看外國書可以了解的，你生活在這里，你更了解，剩下的就是要把背后的道理講清楚。

我翻譯的著作大致跟我的偏好、知識類型有關。此外我還關注作者的寫作風格、論述風格。因此我比較喜歡福柯、波斯納等等。翻譯的一個好處就是便于學會國外學者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國內問題，也可以把其他學科的知識帶到法學來。或者把法學的視野擴展到其他相關的學科。波斯納的寫作風格特別靈動，讓我特別有收獲。他的閱讀量非常廣泛，而且他能非常凝練地把一些觀點提煉出來。他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分析問題時會把一個問題中各層面的問題都一一梳理出來。翻譯這種書，也是學術的訓練。

于明：上世紀90年代，您是最早將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方法引入法學研究的學者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法學研究的格局，形成了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社科法學，您如何看待當下中國的社科法學的發展？

蘇力：我只是讀書比較雜，學術興趣比較廣泛而已，我愿意接受那些我覺得有道理的解說，不愿受所謂的學科限制。當我研究時，我也沒想過什么引進，我只是覺得就該這樣研究，只有這樣解說才能說得通；這樣研究才能發現問題，才能給出有說服力的回答，才能接地氣。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甚至不管那是社會學還是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或其他學科的。我覺得真正的研究者，尤其是法學，就應當是問題和知識導向的，而不是所謂的學科導向。需要什么就補什么，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而且不僅是社會科學，其實其他人文學科，只要有解說力，也很重要。例如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學，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對理解法律解釋就很有用，說實話比哈特或拉茲的分析法學犀利多了，也有用多了。我用了，甚至沒必要一處處都標出來，標注某某某。那不是做學問，那是假裝做學問。

社科法學在發展，拓展了法學研究范圍，關注了更多中國問題，更接地氣了。但我覺得還需要更多關心具體的法律問題，包括傳統的部門法問題，以及許多新興的法律問題。那會對法學貢獻更多更大。就此而言，社科法學不應當只是理論法學研究者的關注，或作為理論法學的替代，那樣社科法學仍然可能局促于理論，與法律實踐、法律實務關系不大。如果無法與法律實踐建立更切實緊密的關系，社科法學就會飄在空中。因此，我個人認為，對一位理論法學研究者來說，最好將自己的理論興趣同某個部門法或同法律史聯系起來，收獲會更大。另一方面，部門法學者若能更多關注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借助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不僅會有助于部門法的研究，也會對社科法學的發展有更大貢獻，因為部門法研究往往有非常具體實在的法律問題。

目前，由于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全新的法律領域，社科法學者應當進入這些新領地，如大數據、人工智能，以及這個時代的隱私和誠信等問題。這些法律領域既不屬于傳統部門法，也沒法從傳統部門法中推演出來，而只能在當代社會、制度和科技條件下創造出來。社會發展創造了新的社會生產生活領域，有好多全新的問題、麻煩和沖突，法律人在應對處理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創造了這些法律新領域，他們必須考慮那些促成和影響這些新領域的種種變量，不大可能依靠傳統部門法教義來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