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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紹光】

東方與西方在很長時間里沒有什么差別，但后來西方逐漸崛起，最后稱霸世界，而東方卻一蹶不振，這就是學術界所說的“東西大分流”。其中，有人認為大分流發生在18世紀，另一些人則認為，至少在1500～1600年就開始發生了。不過大家都認同，發生在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嶺。

在工業革命（18世紀下半葉-19世紀）之前，歐洲已經發生了六件大事：科學革命（16-18世紀）、軍事革命（16-17世紀）、財政-軍事國家的出現（17-18世紀）、大規模殖民主義（16-19世紀）、大規模奴隸貿易（16-19世紀）、稅收增長（17-20世紀）。

關于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的關系，學術界已經爭論上百年，不過斷言科學革命推動了工業革命的人并不多。而后五件大事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國家能力的變化，而國家能力的增強很可能與工業革命的出現有關。

什么是國家能力？就是國家將自己的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的能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決非易事。什么是基礎性國家能力？經過多年的研究，我認為有七個方面能力至關重要：（1）強制能力：國家要掌握暴力、壟斷使用暴力的權力；（2）汲取能力：國家要能夠從社會與經濟中收取一部分資源，如財政稅收；（3）濡化能力：國家使得國人有共同的民族國家認同感，有內化于心的一套核心價值。此外，還有認證能力、規管能力、統領能力、再分配能力。

二戰以后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增速高達4.05%。而中國在整個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負數（見表1）。兩相對比，大分流的態勢十分清楚。

表1：現代國家形成前后人均GDP增長速度

表2：現代國家形成前后世界人均GDP

大分流也表現在人均GDP水平的變化上（表2，按1990年國際美元估算）。從16-17世紀歐洲近現代國家開始出現雛形，歐洲的經濟增長才開始提速，東西之間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鴻溝，西方領先于全球。這絕非偶然的巧合！

歐美崛起依靠的強制能力

如果認真仔細閱讀亞當·斯密的著作（如《國富論》第三篇與《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就會發現，暴力始終是其關注的一個重點。在他看來，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之所以經濟停滯，是因為暴力盛行。“任何國家，如果司法體系不能正常運作，人們對其財產的擁有缺乏安全感，契約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國家的權威不能被用來強制有支付能力者償還債務，那么，那里的商業與制造業很少能夠長久繁榮”。換句話說，有效國家是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前提；沒有一個有效國家的保障，市場主體根本無法正常運作。

最近20年里，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使用“財政-軍事國家”來稱呼17-19世紀在歐洲出現的新型國家。那么，這種國家至少具備兩種基礎性國家能力：強制能力（軍事國家）與汲取能力（財政國家）。用歷史學家李伯重的話說，“火槍加賬簿”就是早期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特征。“財政-軍事國家”這種政治創新引領了西方的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其實，“財政-軍事國家”更應該被叫作“軍事-財政國家”，因為從歷史發展的視角看，軍事革命在先，財政創新在后，且財政創新最初是服務于軍事與戰爭的。

“軍事革命”這個概念最初是由英國歷史學家邁克·羅伯斯于1956年提出的。在16-17世紀，西方發生了一場軍事革命：即在武器、軍隊組織與規模等方面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當然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軍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國著名軍事史學家杰弗瑞·帕克指出，上一次軍事革命是中國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場革命為一個持久的皇權體系奠定了基礎。西方發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軍事革命。在帕克看來，正如“秦國的優越軍事組織使它得以征服整個中國；西方國家的優越軍事組織則讓它們得以統治整個世界，因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決于使用武力”。

莫里斯對東西方的開戰能力進行了估算和梳理。從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東方的戰爭能力高于西方；到15世紀末，歐洲的火炮已優于中國，導致出現了第一次小型的軍事分流。16世紀以后，西方出現了軍事革命，其開戰能力開始超越東方。1550年以后的兩百年間，東亞地區烽煙四起，迫使中國反過來向歐洲學習制作先進槍炮的技術，與歐洲國家形成軍事均勢；其間，鄭成功還打敗了不可一世的荷蘭殖民者，收復了臺灣。但1760-1839年間，中國戰事較少，因而軍事創新停頓，而歐洲戰火不斷，軍事創新突飛猛進，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規模的軍事分流。軍事大分流的結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成為中國永久的恥辱。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國的工業革命的時點恰好發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間，與中西軍事大分流的時點幾乎完全吻合。這絕不是因為巧合，而是因為軍事革命造就了強制能力更加強大的現代國家，而具備強制能力的現代國家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那么，強制能力具體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呢？從歐洲的歷史看，其作用表現在對內、對外兩方面。

對內，強制能力可以為當時的“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創造一個和平的內部環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備軍出現在16世紀的西班牙，它是當時的世界霸主。常備軍是現代社會的標志，因為“有了好紀律的常備軍，一個文明國才能抵御外侮”。

對外，強制能力用來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奪海外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源；第二是打開海外市場；第三是培養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