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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紹光】

1949年9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十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開幕式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致開幕詞，熱烈慶賀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勝利！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莊重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在這偉大的開國致辭結尾處，毛澤東講了一段非常大氣的話：“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毛澤東說這話時，他心中是有氣的，因為一直到1948年，不僅是美國，包括當時的蘇聯，都認為中國會統一在國民黨政府之下，而不是共產黨之下。那時候說中國不行的，不僅有仇視社會主義陣營的美國，就連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也有疑慮，所以才會有“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說法。

1949年新中國成立，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荒唐的預測

事實上，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就不斷有人說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斷有人在預測新中國何時垮掉、倒臺、崩潰甚至解體。1991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了。從那之后，有關中國崩潰的預測更是不絕于耳。例如，1995年夏，美國《外交政策》刊登了政治學家杰克·戈德斯通的一篇長文，標題是《中國崩潰在即》，預測“最可能出現的局面是辛亥革命的重演”。當然，這些東西今天回過頭看顯然不是科學的預測，反映的是一些人的陰暗心理，是他們的一種惡毒的期待。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那些不絕于耳的預測就不用提了。進入21世紀后，那些烏鴉嘴預言家依然不厭其煩地重復著無數次被推翻的“預言”。2001年8月，美國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很聳人聽聞———《中國即將崩潰》，作者是美籍華人章家敦。在英文表述中，“coming”表示馬上就會到來。

這么不靠譜的預測，相信的人卻不少。2002年3月，這本書的繁體中文版在臺灣出版，李登輝親自為它寫了推薦語，說“本書具體描寫大陸實況，很值得推薦”。這位“臺獨分子”根本不了解大陸實況，他又怎么能知道章家敦這本書是在“具體描寫大陸實況”呢？更可笑的是，這本書在臺灣的另一個版本把我的名字放在了封面上，說“連中國官方機構的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都要對中國政府提出‘最嚴重的警告’”。不錯，2002年夏，我們三人的確在《戰略與管理》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后的社會不穩定》，但討論的是中國當時面臨的一些挑戰，從未預測過中國政治體制會崩潰。

章家敦本來的預測是“即將”崩潰，即將應該是很快的意思，結果10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崩潰。于是很多人說：“你預測的事情怎么到現在還沒有到來呢？”2011年底，章家敦又寫了一篇文章叫《中國即將崩潰（2012年版）》。他在文中承認，上次預測確實有點問題，但是這一次是鐵板釘釘了。為了顯得慎重，他裝模作樣地說：“我承認，上次預測中國共產黨將于2011年崩潰沒有兌現，但我的預測其實只有一年誤差，到2012年，中國肯定會垮掉。”

2012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垮掉。章家敦還不死心，2015年9月，他又做了一個新版的預測：2015年，中國崩潰之年？這種人真是榆木疙瘩腦袋，頑固不化，死鴨子嘴硬。

其實，何止一個章家敦。同樣在2015年，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專家沈大偉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引起廣泛關注的文章，題為《中國崩塌即將到來》，聲稱“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開始進入殘局”。他后來辯解說，他不是這個意思。但標題那么醒目，文章那么言之鑿鑿，不是幾句辯解就可以開脫掉的。

2017年，從中國大陸出去的一對夫妻，寫了一本書叫《中國潰而不崩》。男的叫程曉農，在國內時在體改部門工作過；女的叫何清漣，在國內時是記者。我一直讀不懂這個書名，潰了怎么會不崩呢？

2018年，美國著名雜志《國家利益》發表了一篇文章，煞有介事地問道：如果中國突然崩潰了，我們準備好了嗎？2018年稍晚一點，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一篇很長的文章，標題是《該垮不垮的國家》，意思是說，按道理中國必然失敗，結果它卻沒有失敗。這個標題透露出一種極度的失望。它表明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對中國社會制度的不認同，認為中國的這種體制、這種發展方式肯定不會成功，早晚要失敗。可是等了70年，他們期待中的崩潰還沒有到來，到現在他們仍不死心。

荒唐的理論

從1949年至今，不斷有人說，中國的制度是不好的，中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人一定會碰得頭破血流。70年過去了，現在回過頭看，所有有關中國崩潰的預測都被證明是錯誤的。大量的數據證明，中國已經翻山越嶺，走上了一條越來越寬廣的大路。問題是，為什么那么多人在那么長的時間里，對中國前途一直做出錯誤的預測，且面對不可辯駁的事實，還要一條道走到黑呢？這就涉及這類預測的理論基礎。

雖然有些做出錯誤預測的人未必清楚自己的理論基礎是什么，但他們的頭腦中恐怕都存在著一些教條，他們以為只要有按照這些教條行事的體制，國家就會成功，否則國家必定失敗。更具體地說，西方國家遵循的是這些教條，所以西方可以成功，他們認為西方已經成功；并且認為世界上只有西方國家走過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那也必將是各國走向成功的必經之路，而且成為一種范式，別無選擇；其他的道路都不可能行得通，包括中國道路。但是，依據這些教條做出的預判一次次失敗了，連續失敗了70年，表明這些教條或此類預測的理論基礎是完全錯誤的。

這里說的“教條”和“理論基礎”其實就寫在西方大量的教科書里，并日復一日在各種媒體上流傳。這些理論層出不窮、五花八門。這方面的書實在多之又多。在此，我簡單地列舉一點點，看看它們是怎么說的，然后對照一下它們的經驗和所作所為，來考察中國的崛起之路到底有什么不同。

1963年，任教芝加哥大學的著名歷史學者威廉·麥克尼爾出版的一本書，叫作《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目的是與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唱反調。作者提出，在1500年時，大西洋沿岸地區的歐洲人具有三項天賦特性。第一，根深蒂固的魯莽好斗的性格；第二，善于運用復雜的軍事技術，尤其在航海方面；第三，能抵抗長期以來在整個舊大陸廣為傳播的各種瘟疫。這些特性使他們能在約半個世紀內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征服了美洲最發達的地區。20多年后，作者自己承認，這本書實際上是“戰后美國帝國心態的表現”，是“一種知識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