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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持續外推的期望

精英生產過剩理論，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中葉的“期望值上升的革命”概念：

1960年代，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者認為共產主義為何對第三世界國家有巨大的吸引力，以及在法國、美國、俄羅斯、和墨西哥相繼爆發的社會運動。1969年，詹姆斯·C·戴維斯（James C. Davies）用以上案例來說明他的J曲線假說。這個模型顯示出人們不斷不斷上升的期望、滿意度、與革命性動蕩之間的關系。他提出，在人們的預期不斷上漲及滿意度不斷提高時，將發生發生革命拐點，因為期望持續上升而需求得不到滿足，導致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最終讓人無法接受，為人們反抗沒法兌現承諾的社會制度奠定了基礎。

實際上，這個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托克維爾。但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盡管社會發展20年后停止了，但至少比20年前要好。那么我們為什么會生氣？

在金融界，一些經濟學家在玩弄“外推預期”的概念。他們認為當一個趨勢持續足夠長的時間，人們會認為這個趨勢背后有著某種結構性的過程，這種趨勢將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對于向上流動、財富快速增長、或者房產穩步升值的人來說，“向好”本應是正常情況。

但目前的事實證明“向好”并不“正常”——房價企位平穩甚至下跌、收入達到上限、經濟增長停滯不前。經濟學家邁爾斯·金博爾（Miles Kimball）和羅伯特·威利斯（Robert Willis）將“幸福只是現實和期望之間的差異”的看法正式化。外推預期變得不切實際：除非調整預期，無法持續的增長趨勢終究會讓人們失望。

許多人以此解釋在2019年、2020年在全球大規模爆發的抗議運動。世界銀行的一些研究人員認為：“[拉丁美洲]爆發的抗議浪潮并非因為條件惡化，而是社會發展的預期太高。人們要求的公平和平等遠遠超出現實。智利的抗議活動最激烈，而它的經濟增長從2010年代中期就持續放緩了：

視線轉回美國，自90年代初強勁的生產率在2005年急劇放緩。房價——中產階級財富的一大決定因素——在2006年趨于穩定，2007年開始下跌。經濟在大蕭條中崩潰了。

對于精英階層，尤其是文科精英，大蕭條之后的幾年是一個特別殘酷的耳光。中低收入的美國人在大蕭條后收入基本停滯，中上層階級收入依然穩步增長。而畢業生會以此判斷自己的階級，并懷揣階級躍升的期望。而這也是過去20年間如此多的年輕人涌入文科的原因：他們期望找到一個有著豐厚收入、并符合個人興趣的職業。

而蒂姆·厄本（Tim Urban）指出，原本“職業”與“個人興趣滿足”并不全然相關，只是近些年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到了一起：

他有點嘲弄地描繪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千禧一代的職業期望：

厄本有些刻薄，我不認為人們應該為自己抱有很高期望而被嘲笑。試想一下現在的文科生，他們在大學里過著知識分子的生活，讀了數十本書、有著對社會、歷史、和人生意義的深刻想法，并花了很長時間與聰明的人辯論。而且很多還是家里第一個上大學的人，背負著父母過上好生活的期望。而且他們一直被告知，大學是進入社會前20%的入場券。最重要的是，幾乎每個人都告訴他們，他們可以做讓自己感到滿足的工作，做有益于世界的事，做利用到大學知識的事。

但他們畢業后，沒人再需要新的律師，雜志和新聞編輯在衰落，大學沒有招聘。他們最好的選擇是進入研究生院“多擲幾年骰子”。或者進入科技公司做單調乏味的重復性工作。于此同時他們還背負著還貸壓力，一紙文憑在老家腐爛。他們沒有權利，也沒法傲慢地拒絕這個現實。

所以我認為，這可以解釋美國精英為何在2010年代后期發起社會運動。

美國精英的反抗

文科生的職業生涯在大蕭條后受到的沖擊最大，但實際上美國絕大多數年輕精英們，無論學文還是學理，都受到了波及。十年來的種種民意調查顯示，大學生比高中學歷的同齡人更不快樂，盡管掙到的錢要多一點。

可能正是因為這樣，伯尼·桑德斯的社會運動迅速在全國爆炸。但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被稱作“無產階級運動”——參與者有很多人是即將成為、或期望在所屬行業內成為管理層的年輕精英。而這一運動最激烈的兩個訴求是減免學生債務和推廣免費大學。

2018年，在與雅各賓派作家MeaganDay的辯論中，我指出很少有美國人在經濟上一貧如洗，她反駁說最關鍵的不是貧困，而是“失望感”，并拿自己兩次無薪實習的經歷加以佐證。而她并不是個例，我見過不少擁有大學學歷的社會主義者和我討論“工人階級”時，其實在指他們自己。

實際上，2010年代末的青年騷亂遠遠超出他們自詡的“社會主義”的范圍。60年代騷亂的很多是城市貧民，而現今的參與者很多受過不同比例的高等教育。他們借此表達對精英社會停滯發展的不滿。而且如果這些所謂的“精英”崗位停止增長，新一代的向上流動一定會受到老年人的阻礙，基于人口統計數據，他們大多是白人和男性，也就是現在運動被主要攻擊的對象。

而這些就業不足的精英們在擾亂社會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他們有才華、有人脈、有時間組織運動，并能清晰地傳播激進思想。教育的兩極分化反而使很多沒上大學的人沒法加入這些本屬于他們的“無產階級運動”。那么問題來了，聚集了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反叛者的社會無疑很危險，我們該如何避免更激烈的震蕩發生？

重塑美國年輕精英的期望

簡單的數學告訴我們，我們只有兩種選擇來安撫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努力改善現實，或降低他們期望。

我首先說，改善現實非常困難，但美國正在努力。拜登政府的產業政策旨在啟動更快的經濟增長，很多進步人士正在討論一個“富足議程”，來降低美國人的平均生活成本。但是除非出現1990年代的科技繁榮和廉價石油，否則增長的速度仍很緩慢。而且還需要克服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對。

我認為更可行的策略是降低期望，使之更貼近悲觀的現實，我稱之為“期望重塑”。有人把“文科熱”看作衡量經濟樂觀情緒的一個標準，我們可以看到經濟逐漸悲觀：年輕人拋棄了文科，轉向了更實際的學位。而我不得不指出一點：過度樂觀、擁有大量文科生的千禧一代可能很快被Z世代取代，而Z世代的期望很低，幾乎與70、80后X世代的父母持平。

政府和大學也必須參與維護穩定。他們應該縮減學生的債務負擔，避免他們畢業后對工作下太多的賭注。大學也不應被描繪成“淘金場”，也不該與“高智商”簡單地劃上等號。大學更應該做的是提供職業咨詢，讓學生為現實的就業市場做好準備。而政府應該加大職業教育、免費社區大學、學徒制等種種計劃，使工人階級的生活更加體面——進而縮小大學“精英”與非大學同齡人的差距。

當然，重塑期望，只是暫時緩解。我們的后代依然會對自己的未來形成推斷性的期望，但這是未來人該解決的問題。放眼現在，唯有腳踏實地才能平息我們這個年代的紛爭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