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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派，即正統派的研究對象和重點，是西方尤其是美軍方在朝戰中具體戰役戰術環境中的表現，而其他非美國、非西方（或非白種人）在這場歷時三載的慘烈戰爭中的經歷、命運和后果，基本上是作為輔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審視六十多年前的那場使美國被迫接受的“僵持”結局的戰爭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調美國介入朝戰的正當性、美軍將士的勇敢獻身精神、以及韓國李承晚政權對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的代表作，如布萊爾（Clay Blair）的《忘卻的戰爭：美國在朝鮮，1950－1953》等，都屬此例。⁴⁷這也是奧巴馬為何堅持認為美國贏得了朝戰的學術背景。

其實，戰爭史學中“以我為主”的觀念和方法并無不妥之處，各國史學家們多少都有此種傾向，只是不要過分。然而近來西方的一些朝戰研究有意無意地“淡化”中方的“角色”和作用，倒是令人驚奇。比如，加拿大學者羅伯特·李2001年的《朝鮮戰爭》一書，幾乎涵蓋了有關朝戰的所有問題，如歷史背景、朝鮮半島內外時局、美國國內的麥卡錫主義、英聯邦態勢、斯大林之死、戰爭對各參戰國女性的影響、美軍中的種族和性病問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有關中國的文字卻鳳毛麟角。如此偌大的一個國家，在三年戰爭中以極其簡陋的裝備、36萬人傷亡的代價，⁴⁸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打成平手，居然在這位朝戰專家筆下幾乎“絕跡”，好像朝鮮戰爭是16國聯軍在與“影子”作戰，實在令人難以置信。⁴⁹無獨有偶，卡明斯的近作《朝鮮戰爭：一部歷史》，居然也沒有一章是關于中國。⁵⁰西方史學界對中國的“冷處理”的動機仍不得而知，不知是否在今日主流和非主流人士中，是否有某種“打不贏，難道還寫不贏？！”的下意識心理。

在西方新一輪“回避中國”的著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斯潘塞·塔克(Spencer Tucker) 所著《朝鮮戰爭政治、社會和軍事歷史百科全書》。在這部由102位專家共同撰寫的851頁的“百科全書”中，只有一位作者援引了張曙光的《毛澤東的軍事羅曼蒂克主義：中國和朝鮮戰爭，1950－1953年》一書（第256頁），而且還拼錯了張的名字。與此同時，本書編者塔克還在宣稱，志愿軍在一次戰役后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個迷，“迄今為止，對于中國志愿軍的突然后撤還沒有清晰的答案”（第132頁）。而張曙光7年以前就詳細描述了中方“欲擒故縱”的戰略，誘使聯軍繼續北進，終于鑄成其大錯（第104－107頁）。⁵¹不僅如此，這部“百科”針對美國的盟國韓國軍隊的篇幅也是少之又少，絕大多數的描述對韓國軍隊都是一筆帶過，還伴有明顯的輕蔑語氣；對美國和西方盟國軍隊和戰事的卻事無巨細。事實上，韓國軍隊一直是中方打擊的主要對象，尤其是在五次戰役（運動戰）期間。應該指出，塔克的朝戰百科全書出版以前，韓國軍事歷史研究院的三卷集的《朝鮮戰爭史》已由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⁵²塔克的所謂“百科”之書，其實滿紙都是西方軍隊在行動。此種有選擇地“摘取”歷史（cherry picking history), 至少不是十分專業的。

其實，艾倫·梅萊(Allan R. Millett) 2010年關于西方史學界對朝戰已經“反思”“過度”的說法，至少有一點難以成立，即西方朝戰史學界至今仍未公開翻譯出版中國官方的朝戰史書，即軍事科學院1988年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和200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史》。⁵³對于一直把中國作為研究重點的美國軍界和情報界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忽略”。筆者就此問題數次詢問一些美國學界和軍界人士，對方要么不置可否，要么無言以對。這一“忽略”是有意還是無意，筆者不得而知，但在與西方出版社多年交往的感覺是，要原封不動地翻譯出版中國關于朝戰的史書和回憶錄等，幾乎是不可能。⁵⁴一位中國學者曾翻譯了若干中方高級將領的朝戰回憶錄的選章，但在出版社審稿時卻遇到種種阻力，書稿多次被評審(reviewers) 否決。 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得知這部已被“槍斃”的譯稿，據理力爭后使之“死而復生”，⁵⁵由此深感美國出版界的內部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因素（如果不是種族因素的話）的種種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的“禁區”。

近期西方朝戰研究中無論是“繞著中國走”還是“繞著韓國走”的傾向，其實并不一定是學者的方法論和個人的好惡問題。已故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指出，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東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象中的東方為基礎的。西方的東方學學者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出于無知，而是為了使西方對東方的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制合理合法；西方眼中的被歪曲的東方的形象因此是西方統治東方的工具。應該指出，所謂“東方主義”并非明顯地貫串所有朝戰著述，然而程度不同的“東方主義”又是無處不在。在后冷戰時期，西方學界熱炒所謂“身份認同”問題，中國背景的學者在西方出版界想“潔身自好”，即格守專業性和維護個人尊嚴，并非易事，程度不同的、自愿或被迫的“西化”或“美國化”在所難免。然而在政策層面，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而選擇不去了解對手，乃兵家之大忌。

六、中國：與時俱進，面向未來

與西方中心主義相比，近年來中國的朝戰研究，似更具開放性。以軍事科學院2000年出版的三卷集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為例（2011年的修訂版為兩卷集），它大量借鑒和使用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使整書比1988版的《戰史》更為豐富、更有深度，在相當程度上比起美國同行更為客觀。此外，九十年代初在丹東落成朝鮮戰爭紀念館中，把朝鮮戰爭爆發的根源定性為1948年爆發的內戰，這與美國朝戰修正派的主要觀點（卡明斯）基本一致；即便是美國朝戰研究的主流派，近年來也多少認同了朝戰起源“多樣性”的論點。⁵⁶ 而美國官方對朝戰爆發的定位仍延續冷戰的說法，即共產主義制度意味著侵略。

與中國朝戰研究逐漸開放相呼應的是，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也在與時俱進。30年來，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已逐步擺脫了歷史的陰影。中朝同盟框架仍在，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則完全摒棄意識形態，且日漸中立。其實，早在七十年代，毛澤東就說服1975年越南統一后頭腦再度發熱的金日成不要再揮師南進。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對朝鮮半島不偏不倚、與時俱進的政策，建立在對歷史深刻反思基礎之上。朝戰對中國最深刻的教訓，乃是在戰略層面。1950年初，斯大林出于對獨立于蘇共的中共的戒心，最終同意由蘇聯扶植的金日成政權南進，維護以至擴展蘇聯在東北亞的利益；并設法通過中蘇同盟關系使中方在美國出兵后援助朝方，避免蘇美直接對抗。朝方一意孤行和蘇方自私自利，使朝鮮內戰終于升級為中美歷史性對決。盡管中方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使戰線穩定在38度線，然而取得的戰果和付出的代價都是巨大的。戰爭期間，中蘇中朝之間的同盟關系的上、下限都多受沖擊，凸顯了國家利益層面的矛盾和沖突，為未來中蘇分裂埋下伏筆。⁵⁷

有鑒于此，避免過度依賴、堅持獨立自主、根據事物的是非曲折和國家根本利益制定半島政策，恐怕是朝戰給予中國最寶貴的經驗。八十年代初，中國開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剛剛步入改革開放的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態度也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中國致力于保持與平壤的政治和經濟關系，但1983年10月9日的仰光爆炸事件后，中方開始與朝鮮在類似“國際”問題上拉開距離。與此同時，中國開始注意韓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中韓轉口貿易也在1983年啟動。在半島安全問題上，中方反對破壞半島穩定的任何行為，不管是來自任何一方；與此同時，致力于發展與南北方的經貿和正常的國家關系。2003年以來由中方主導的朝核六方會談，早已超越了中國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地區穩定和防止核擴散作為更高的追求目標和方向；同時創造條件，以和平協定取代停戰協定，促成美朝關系正常化。

21世紀的世界，兩極終結，一超稱霸，多極隱現。然而半島時局仍撲朔迷離，險象叢生。著眼現實、面向未來的中國，如何與仍生活在過去時態的美朝韓三方互動，如何在歷史、現實和未來中尋求一個既維護中國利益、又兼顧他國的關榮與夢想的平衡點，仍是對中國政治和知識精英的智慧和能力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