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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籍籍無名的筷子兄弟創作了微電影《老男孩》，立刻引起1970后、1980后網友的共鳴。電影本身講述了兩個老男孩懷揣少年的夢想參加音樂選秀節目的故事，選秀已經成為吊絲實現逆襲的不二法門。2014年大電影《老男孩之猛龍過江》公映，影片結尾處，筷子兄弟又回到中學的演出舞臺，他們假裝還沒有畢業，渴望像1990年代人近中年遭遇下崗的大叔大媽們一樣“重頭再來”。“老男孩”一方面拒絕長大、渴望停滯在無憂無慮的男孩時代，另一方面一旦長大就變身為心思縝密的成年人，也就是老男孩是外表稚嫩、內心腹黑的一代人。

2014年喜劇片《心花路放》意外走紅，這部電影與其說講述了吊絲如何失敗的過程，不如說呈現了吊絲不得不接受做失敗者的心靈蛻變。

耿浩是一位不太成功的流浪歌手，他摯愛的妻子跟著高富帥跑了，這是他無法接受的現實。好基友郝義一路上煞費苦心，一會讓耿浩去泡阿凡達女郎，一會安排他與城鄉結合部的90后殺馬特約會，還鼓勵他向偶遇的性感拉拉女表白。可是，這些不僅沒能讓耿浩“重新再來”，反而陰差陽錯、遭遇更多的挫折。直到最后原本花錢找妓女來贖回男人的自信，結果兩個人被黑社會當街羞辱。郝義的治愈系電影走向了反面，這趟旅途的真實意圖不是讓耿浩翻身、實現吊絲的逆襲，而是讓他深刻地體會到原來自己就是一個陰影、一個失敗的Loser。

第三依附權貴成為吊絲的現實選擇。

在這個“夢想是一定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的時代，吊絲的出路不是放棄夢想、與現實妥協，而是攀附權貴、崇拜權力和資本，渴望得到他們的拯救。比如2012年青春職場劇《浮沉》延續《北京愛情故事》的套路，把繁花似錦的上海灘書寫為流淌著黑色液體的腹黑之地。職場菜鳥喬莉本要做一名“杜拉拉”式的銷售，結果卻發現自己不過是上司借以實現業績的工具，最終她不再迷戀于高樓林立的上海外灘而“審時度勢”地選擇愛上企業改制成功的國企廠長（一個邋里邋遢的離婚大叔）。

2013年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用同一個宿舍的姐妹情誼來掩飾彼此的階級差異。在上海弄堂女孩林蕭眼中，顧里、宮洺是“那些金字塔頂端的有錢人”，只有與他們成為朋友才能在上海陸家嘴站穩腳跟，于是，富二代顧里是絕對的女王，林蕭、南湘、唐宛如則心甘情愿地扮演玩伴和女仆的角色。

2016年的電視劇《歡樂頌》更是如此，這部劇的意義在于呈現了白領職場再階級化的處境。

留學美國的企業高管安迪和富二代曲筱綃分別占據兩套獨立的套房，中間是合租在一起的三姐妹樊勝美、關雎爾和邱瑩瑩，她們的階級位置與居住空間的大小完全吻合。這個無所不能的“歡樂頌”小區使得安迪、曲筱綃與關雎爾、邱瑩瑩之間支配與被支配、管理與被管理、壓迫與被壓迫的對立關系轉化為生活領域里溫馨感人的姐妹情誼，甚至安迪成了關雎爾的偶像、曲筱綃變成邱瑩瑩的創業導師。這種跨階級的、非利益的鄰里關系發揮著大眾文化“化敵為友”的神奇功效，成功化解了她們在公司領域所遭受的等級化和壓迫感。

《歡樂頌》劇照（圖/豆瓣）

面對日益嚴苛的社會現實，青年吊絲們沒有走向反抗和批判，反而表現為一種自我作踐的跪添姿態，并心理悖論、扭曲般地“愛”上強者。在這種背景下，“宅”文化開始流行，小資也從吊絲變成空巢青年、從小確“幸”變成小確“喪”，就像《小時代》里“我們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窩里，我們微茫得幾乎什么都不是”。曾經是歷史的天空中“大寫的人”，30年之后卻變成了微小的螞蟻（《士兵突擊》）、炮灰（《我的團長我的團》2009）和粉末（《十月圍城》2010），“小時代”里的靚女俊男們成為“無邊黑暗里的小小星辰”，這種自我貶低背后滲透著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和絕望感。

可以說，青年吊絲處于一種精神分裂之中，一方面是受到權力、權貴的無情碾壓，奮斗空間越來越小，即便偶然逆襲，也被抹黑為心機男、腹黑女；另一方面，對權力無限的崇拜，渴望與土豪做朋友，把“跪了”當口頭禪。這種扭曲的心理狀態恐怕與兩個大的歷史事實有關，一是資本與權力在全球化的時代結成了堅不可摧的利益同盟，二是冷戰的失敗使得包括左翼在內的任何反抗變得不可能、不可被想象。在這個背景下，“小時代”里的吊絲們更像捆縛在后工業時代里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