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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以1997年召開黨的十五大為標志，中國公有制的概念與時俱進，它不僅包括了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還包括國家和集體控股的股份制等等。公有制為主的定義就開始強調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的優勢，包括國家對土地、礦產等各種戰略資源的擁有，強調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不是再強調國有企業的具體數目，或者集體企業的具體數量和比重。

這次非常重要的理論突破，形成了今天的“兩個不動搖”，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的競爭，一種互相促進的全新格局，在學術界也被稱之為“混合經濟”。

回望中國這種“混合經濟”模式的崛起，可以說是感嘆萬千，不是說這個模式十全十美，它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在公有制為主的條件下，同時發揮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積極性，從而證明是中國模式最出彩的地方之一。

比方說，現如今的中國享有世界最發達的互聯網經濟，遠遠領先美國，因為美國的私營企業不愿意投資建設大農村的通訊基站，因為長期收不回成本，而中國是國企承擔了把通訊基站網絡建到所有村莊的使命，這也是中國模式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努力的一部分。

政府還投資建設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鐵網、高速公路網、“村村通公路”等等工程，民營企業也抓住這個發展的歷史機遇，壯大了起來，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做到“一部手機，全部搞定”的國家，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村村通公路”工程。來源：雪花新聞

現在看來，公有制占主體也是鄧小平同志的一種底線思維，因為改革需要進行大量的探索，但我們保住了這一條，即使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種種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拉大、地區差距拉大，我們也可以用資源來逐步解決。

在鄧小平談完了所有制問題后，他就和穆加貝談到了如何避免出現兩極分化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那么鄧小平對穆加貝這樣說的，至于不搞兩極分化，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我們注意到了這一點，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

鄧小平接著自問自答說：“中國會不會產生資產階級？我看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回顧40多年的改革開放，貧富差距拉大了不少，但即使相對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也獲得大幅度的改善，到2020年中國徹底消除了極端貧困，實現了全面小康。所以中國的貧困問題是相對貧困，而不是困擾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貧困絕對化的問題。

對于兩極分化，我覺得要采取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在改革開放之初，為了克服“文革”時期的極端平均主義，調動大家的工作積極性，加速現代化的建設，鄧小平同志提出一個完整地表述，就是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其它地區富裕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帶動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

這個戰略構思總體上有效地激發了中國社會的活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當然發展起來也產生了新的問題。鄧小平是1989年11月正式退休的，退休之后，他對于共同富裕還是十分關注。

鄧小平處在1990年有一次談話，他說中國是允許存在差別的，平均主義是發展不了經濟的，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中國就必須搞共同富裕，這樣社會就穩定了。 1993年，鄧小平又和他的弟弟鄧肯有一次比較長時間的聊天，表達他對國內貧富差距拉大的憂慮，他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的財富，大多數人沒有獲得，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那么就會出現問題，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發展。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回頭看來，我們基本做到了鄧小平兩個論斷的第一部分，就是一部分地區先發展起來，富裕起來，帶動其它地區富裕起來。中國的發達板塊和欠發達板塊，現在已經形成了比較好的良性互動機制。過去20來年，整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幾乎都比沿海地區要快，我們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消除極端貧困，實現了全面小康，這是多少代中國人的夢想。

但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中國還在探索，還沒有做到理想的狀態。不久前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就有個說法，初次分配是效率原則，靠市場；再次分配是公平原則，靠法律，主要通過稅收、社會保障等等；第三次分配靠道德，靠自愿捐款等等公益事業。

第三次分配的價值與政策選擇。來源：人民網

六中全會結束后，中央財經委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對中外記者談了現在黨中央關于共同富裕的一些思考，在談到第一次分配的時候，他說第一次分配既要講效率，又要講公平，合理控制初始分配的差距。

第二次分配要完善稅收制度、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努力使橄欖型的分配結構的兩頭更小一些、中間更大一些。

第三次分配要國家鼓勵支持企業和企業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況下積極參與公益事業，這在客觀上會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隨著我國的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和更多的人富裕起來，加上國家激勵政策的完善，我國的公益事業將會迎來一個大的發展。

韓文秀還特別強調，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推動共同富裕、解決發展問題是第一位的，分配問題也很重要，但不能僅僅在分配上做文章。韓文秀說：“我國人均GDP雖然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但還沒有完全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即使把現在所有的國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那也達不到共同富裕。”所以共同富裕是沒有捷徑，不是變戲法，必須靠14億多中國人的艱苦奮斗，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做到。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來源：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總之，共同富裕不會是平均主義，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的基礎上允許有差別的共同富裕，而且共同富裕不只是一個經濟概念，還涉及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社會道德、生態文明、公益慈善等許多方面。

2021年6月，中央決定選擇浙江省來建設我國首個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浙江在縮小貧富差距方面做得比較好，2020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倍差是1.96倍，低于全國平均的2.56倍，今后它還要進一步地把這個縮小到更合理的區間。

浙江已經做到的和正在做的許多事情，我想其它地方也可以參考、借鑒。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可以進行分區的試驗，好的經驗就及時推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我們要實現14億人的共同富裕，必須腳踏實地、久久為功”。我們要不斷探索前行，最終一定能夠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偉大的目標！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