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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教授：西方社會現在面臨兩大矛盾，一個是種族矛盾，一個是階級矛盾。這兩大矛盾都跟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像法國，法國到今天為止還是一個發達國家，但是仔細去分析的話，你會發現它的國債越來越厲害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它的國債也就剛剛超過50%。到了2005年左右已經到達了80%，到了今天已經到達了110%。你就會想今天它可以借債，等到它有一天入不敷出，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的經濟是會出現嚴重問題的。一旦它出現嚴重問題的時候，那么誰來承擔風險。

主持人：負責的人沒有了，因為政府不要負責。

鄭教授：對。那么那個時候底層民眾的生存權、發展權立刻就會成為主要矛盾。實際上現在已經開始了。

主持人：像西方國家的這些制度，能不能夠把人的發展權、生存權這些核心的人權觀念納入自己的制度范圍，或者說政府的責任當中，有沒有可能？

鄭教授：很難。像法國，對外來種族，對阿拉伯移民等等，從表面上看、法律上來看一律平等，應該是沒有矛盾的。甚至于它們為了保障移民的權利，不許對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等等去做統計。比如，你問法國有多少是外來移民，不許統計。

主持人：不統計的話豈不是連底數都沒有，你都不知道可能會引起多少問題。

鄭教授：對，它不許統計。這就是法國公平對待所有的人，說起來是非常好的，但實際上它有各種各樣的實際上的障礙。

主持人：也就是在西方國家的制度安排里，現在即便認識到由于對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不重視，沒有納入這個視野，可能社會矛盾會越來越尖銳，即便是這樣都很難再把這個事情做完善。

張教授：一句話可以說清楚，就是我講的當它這個制度變成了程序高于一切的時候，什么都解決不了。像美國，每個月一萬左右的人死于槍擊，槍支為什么控制不了？要控制就修憲，而修憲要州議會的四分之三通過，國會的四分之三通過等等，所以美國成為一個解決不了問題的國家。

2023年4月美國全國步槍協會年會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鄭教授：在種族問題上，實際上西方存在著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存在在理論上、媒體上、思想上的，一個是現實的。在法國一個黑人或者一個阿拉伯人犯罪，在媒體上報道是絕對不能說他是黑人、阿拉伯人的。你一說這個政治不正確，那怎么說呢？就叫 “郊區青年”。那這個問題就來了，如果你在理論上都不承認他們是黑人、阿拉伯人，你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

主持人：也就是說西方社會它沒有辦法真正地直面和解決這些問題。

鄭教授：它連說都不敢說。

張教授：對，西方沒有實事求是精神。

主持人：我看過一部紀實作品是一本書叫《美國小鎮的死與生》。看了這本書之后，我才知道為什么在美國很基層的一些地方，毒品那么泛濫。就算有識之士可能奔走相告要去禁毒品，或者是把跟毒品制造有關的一些這個鏈條上的一些藥品要禁掉，但是它有龐大的零售藥企，還有龐大的其它相關的（利益團體），它會去進行游說，絕對讓你這個立法通不過。所以禁毒可能全社會有共識，但實際操作很弱。我們再來看中國這些年來在人權促進事業方面所做的努力，我們對人權特別是生存權、發展權高度地重視。所以剛才張老師在演講當中也講，我們中國從傳統文化當中就非常注重人的這些權利。所以這就是中國理念，中國智慧的力量。

張教授：比方說扶貧，因為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它往往對最弱勢群體都有一些保護。比方說美國它有食品券，只要收入在一個數值以下，你可以向政府申請。盡管字面上他可以去向政府申請，但在美國你申請食品券也好，其它救濟也好，你要有一些條件的，你要能夠填寫表格，你要接受體檢，你的許多信息都要泄露。而且無家可歸者這個群體還有一個特點，他們對政治一點也不關心，從來不參與投票。那么政客就不管這部分人，因為他們對選舉沒有影響。

但中國不一樣，中國是積極干預，干部要搞清楚你這個村多少人屬于貧困狀況，你要幫助他。這個態度完全不一樣。這是我們共產黨做的事情，實際上是在幫助那些在網絡上一點聲音都沒有的人，他可能從來也沒有想到上網發聲。但是我們也要幫助他，我們做實事，認這個死理，就是要全部脫貧。西方沒有這個傳統，政客認為這撥人對我沒有意義，我幫他干什么？就這樣，政治制度的差別在這里就顯示出來。

主持人：中國的人權促進的工作，我們是有理念、有傳統、有實踐，而且還有很多經驗，所以我覺得中國人權的故事真的要好好地去講。但是您看這些年過去了，我們對中國人權的整個發展非常地驕傲自豪。但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確實被西方的人權概念所引導。現在知道了這個是西方把人權進行工具化、符號化。請問張老師，當下這種西方把人權符號化、工具化的做法還在，但是他們的影響力如何了？

張教授：他們的影響力應該說效果越來越差，他們對中國的造謠污蔑太沒有底線了，以致于你只要在互聯網把中國的日常生活的照片和視頻放上去，西方人往往就會被驚訝，就這么一回事情。

鄭教授：為什么美國老是要封抖音？因為抖音是老百姓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經歷放上去。在法國的中國人當中流傳著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就是在法國的中國人有兩類，一類是已經被搶過、偷過的，一類是即將被搶、被偷的。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一個是他（罪犯）沒有正當的生活來源，另一個就是對罪犯的懲罰不夠，這些難道不都是人權問題嗎？

張教授：我再補充一句，就是犯罪率已經這么高了，但法國包括在巴黎的市中心，我不知道最新情況，直到2019年我去的時候，幾乎沒有視頻監控。法國認為這是侵犯人權，結果是犯罪猖獗，你在巴黎拿著手機拍街景，法國朋友都會提醒你注意手機，以防被人搶走。所以實際上人權涉及到很多整體的價值判斷。

主持人：它所謂保護人權，但是實際上傷害了更大的人權。人在這里都沒有安全感，那又談何人權對吧。

1943年諾曼·洛克威爾創作的”四大自由“，分別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張教授：我們可以用這句話來講西方的人權問題。因為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講過一句話，他叫“免于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在中國你享有“Freedom from fear”，不少西方國家已經沒有起碼的安全感：沒有傍晚散步的自由，沒有夜市的自由，沒有夜宵的自由，沒有免于槍擊的自由，沒有免于搶劫的自由，甚至很多地方白天也沒有任何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