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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經濟問題引發的社會問題中，分配引發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我們一再強調改革發展成果要惠及全體人民。如何從分配制度上入手，讓人民更有獲得感？

鄢一龍：對于分配的問題，我們始終是朝向共同富裕這個方向去努力的，這一點毫無疑問。這是由我們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也是人類發展的必然方向，共同富裕不是個可選項，而是個必選項。

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間找到結合點，而不是將兩者對立起來，甚至故意炒作這種對立。資本要認識到共同富裕能夠為資本發展創造新的機遇與空間。我們發展已經到了不“分好蛋糕”就很難“做大蛋糕”，同時“蛋糕”做不大，也談不上進一步的“分蛋糕”，經濟不能保持合理增長，最大受害群體就是普通老百姓。

分好蛋糕是能夠促進做大蛋糕的。例如，推進共同富裕能夠有效應對經濟發展面臨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我們面臨著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實際上不平衡發展本身就不可能是充分的發展，如果只有少數人發展起來，大多數人沒有充分發展起來，整個社會需求就會不足，經濟發展也失去了市場空間。

推進共同富裕能夠通過生產集中促進經濟效率提升。到今天，鄉村一家一戶分散經營，已經成為束縛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而通過將農戶組織起來、聯合起來就能夠有效解放生產力。推進共同富裕道路能夠通過提升弱勢群體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提高他們參與經濟建設的能力，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發展。

先富帶動后富，是能夠共贏的，比如政府推動的扶貧工作，很多企業也參與其中，一方面是在做扶貧工作，另一方面也為企業探索了新的商業模式，同時解決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問題。精神共同富裕能夠促進勞動者主體性生產要素更好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從而促進生產效率提高。

觀察者網：報告大量篇幅提到了民生問題，特別是我國人口2022年出現人口負增長，中國如何破解人口負增長命題？

鄢一龍：《報告》中提出完善生育支持體系。應對人口負增長的核心命題，是要綜合施策，破除“低生育率陷阱”，要認識到不僅僅是總和生育率低，而是一種社會發展的疑難綜合癥，實際上已經進入陷阱中去了，問題是如何出來。要從婚、育、養、教全周期，從經濟負擔、女性職業發展、社會文化心理全場景加以考慮。政策保障方面，應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撫育成本，嚴厲打擊就業歧視，保障生育女性職業發展的權利等；增強民生保障工程的公益屬性，加強社會共同體建設。

社會文化方面，要致力于沖破以競爭為中心的“內卷”生活方式，恢復以人的真實福祉為核心。整個社會不論哪個階層生活方式都變得越來越“內卷”，就如同外賣員詩人王計兵寫的《趕時間的人》“從空氣里趕出風/從風里趕出刀子/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們的資源無疑已經比前幾十年豐富多了，但是大家的幸福感沒有相應增強，反而普遍焦慮，根源在于我們過于迷信“競爭擇優”的資源分配方式。在發展水平較低階段，競爭確實可以促進公平，提高效率，但是到一個發展水平較高階段，再一味用金錢、分數、考核等等手段來刺激大家拼了命競爭，導致的只是無發展、無意義的內卷，我們似乎已經忘記了有更平等、更團結、更從容的資源分配方式，如果生活只有趕路與比拼，沒有“過日子”，如果生了孩子，只是意味著面對新的內卷式競爭，那年輕人怎么會顧得上生孩子呢？

觀察者網：正如您提到的，分配問題對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兩會，還有個關注點在國家機構改革，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九次機構改革。您一直關注政府治理，從您的調查來看，過去5年政府機構改革，側重點是什么？下一步改革，我們面臨的問題有哪些？

鄢一龍：實際上不僅僅是過去五年，從十八大以來，我們整個國家治理體系有一個大破大立的過程，進行了系統性重構。我把它概括為六大體系：

第一，完善黨的全面領導體系，這是過去幾年很重要的一點。因為黨的領導體系貫通到其他各個體系，將整個治理體系貫通起來。黨的十八大以來，最主要的工作是解決了黨政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的問題。通過統籌設立黨政機構，把黨政職能相近的部門合并或者合署辦公，強化了歸口協調功能。在組織制度機制上，使得黨的全面領導渠道更暢通，中央的決策能夠更快的貫徹部署下去。

第二，對國家權力機構的改革。在黨的全面領導體系下，國家權力機構是個分工的體系，包括黨中央的領導權，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國務院的行政權，中央軍委的軍事權，紀委監察委的監察權，最高法、最高檢的司法權，全國政協的協商權。在這個分工體系下，對其他國家機關的做了很大的調整，比如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的是組建了監察委員會，使黨的紀律檢查和國家機關監察有效統一，包括對人大、政協體制、司法體制的改革，這一系列改革更好的強化了國家機關職能。

第三，對行政體系進行改革，也就是我們狹義上理解的政府治理結構。比如十九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對國務院機構進行了大幅度調整，推行了“大部制改革”，重建了15個機構，重組了3個機構，調整4個機構體制化改革，可以看出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

第四個體系就是武裝力量體系，這也是一個大破大立的改革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重構了人民軍隊體系，按照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組建的原則，建立了五大戰區，加強了軍委主席負責制，同時，對中央軍委機關的機構職能配置也進行了調整和重新定位，對武警包括退役軍人的管理機構也做了改革。

第五個體系是地方治理體系，最主要是解決中央與地方過度的職責同構、權責不匹配的問題，要求職能組織更加對口，解決條條專政和塊塊專政的問題，更多發揮地方積極性，賦予省級以下行政機構更多自主權。以往我們的機構設置是上下對應，但改革之后，有些地方會根據層級和實際需要，設置諸如大數據局這樣的機構，鄉鎮以下機構也更加精簡。

最后一個體系是社會治理體系。十八大以來，對群團組織做了很大的改革，強化了群團組織的活力，所以說是這么樣一個大系統的調整。

現在，我們改革又進入到一個新階段，也面臨了一些新問題，要求我們的治理體系進一步升級與升維。

首先表現在國家安全方面，黨的二十大已經提出國家安全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要注意這個提法，以往這些也會涉及，但會放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能力現代化里面，這次是單獨提出來了。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安全形勢更嚴峻，我們已經處于一個高度不確定、高風險的時代，也對我們應對安全風險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黨的二十大報告已經提出要健全國家安全體系，核心還是要強調黨中央對國家安全的統一領導，同時要強化國家安全工作協調體制，要加強“大安全”體制建設。

當然在我們看來，應對安全問題除了設置專門的安全領導機構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加強整個治理體系的韌性。這就像我們故宮這些傳統建筑中的榫卯結構，看著好像不是很剛硬，但在受到地震這樣的外部沖擊時，可以很好地緩解沖擊，整個建筑不會倒塌。國家安全問題也一樣，我們要考慮的是在受到外部沖擊時，甚至是在極端情況下，整個系統不會崩潰，具有很好的自我修復能力。

第二個問題在于數智革命也給我們的治理體系帶來了新的挑戰，也會帶來治理結構的重組。政府和企業的邊界被打破了，很多原本應該是政府做的事情，變成了平臺在做。也就是說，平臺企業介入了原先屬于政府工作的外部性領域，由企業為社會提供公共基礎設施。

另外政府的治理空間也發生了變化。原來更多是物理空間的治理，但現在人類很多活動轉移到虛擬空間了，怎么去實現虛擬域治理現代化，包括認知符號塑造，網絡謠言治理，認知戰，數字貨幣等都是政府面臨的課題。治理方式也需要調整，原先基于條塊分割的行政流程，變成了數據驅動，流程化運行，這需要政府更加敏捷、更加智能化去響應。

第三個新問題是如何提高超大規模的復雜社會治理能力，應對現在我們所面臨的這些風險與挑戰。我們把治理系統分成兩套，一套是自覺治理系統，一套是自發治理系統，好的社會治理是需要能夠將AB兩套系統有機結合在一起。自覺治理系統有自己的優勢，但也面臨很多約束，決策者注意力有限，超預期情況會不斷出現，這就要更好發揮自發的治理系統作用，從風險角度來說，自發治理系統是應對高度不確定、超預期情況的第一道防線，從創新角度來說，許多前沿創新是很難規劃出來，而是在復雜的經濟社會活動，在試錯過程中涌現出來的，這就需要為社會留出更多自主行動、自由組合、試錯容錯的空間。

面對超大規模的復雜社會，面對復雜環境、復雜過程、復雜系統，政府需要有《道德經》中說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智慧，不能是簡單的控制思維，而是要和整個復雜社會共同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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