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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近期，國家文物局召開“考古中國”重點項目進展工作會。其中，云南晉寧古城村遺址的一項發現引起了許多朋友的興趣——倒不是這里發現了重要的青銅器或王侯墓葬，而是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商周時期古人吃完留下的厚達數米的螺螄殼。

消息一經傳出，無論是火爆螺螄肉的愛好者，還是廣西螺螄粉的追捧者，頓時都來了興趣，仿佛在味蕾中找到了與先民的共鳴。這種古今聯系當然只是玩笑，但幾千年前的人們如何飲食，確實是一個既有趣又嚴肅，并且需要考古證據與想象力的話題。

先秦古人吃什么

談起古人的飲食，首先要講的自然是他們吃什么。在中國歷史上，由于漫長的先秦時期極少有可信的文獻資料，所以考古發現尤為重要。

在南方，河姆渡遺址中已經發現了相當數量的稻米，表明在距今七千年前，先民就已經開始培育、種植水稻作為主要食品。在時段更晚的良渚文化區內，各種與水稻有關的發現更是層出不窮。比如金壇三星村遺址發現了顆粒鮮明的炭化稻粒，吳縣草鞋山遺址發現了人工開墾、修治的稻田遺址，寧波慈湖遺址發現了用于給水稻脫殼的陶質研磨器，錢山漾遺址更是出土了成堆的稻谷。由此可以肯定，早在五千年前，稻米就是農業種植的主要作物，也必然是主要的食物。

《史記》記載，古代江南人“飯稻羹魚”，就“飯稻”而言顯然不假。是否還有以魚類為代表的副食品呢？還要看考古的發現。

在河姆渡出土的動物遺骨中，水生動物確實占有了相當大的比例。據考古報告介紹，河姆渡遺址中的許多烹飪里都有龜、鱉、蚌、魚等動物的遺骸，灰坑中更是有難以計數的魚骨、龜殼、鱉甲。在一次考古清理中，人們就數出了超過1500個龜類個體。

這么看來，從良渚的魚鱉到云南的螺螄，似乎先民都頗有些“美食心得”，懂得品味河鮮。其實，這種判斷完全是基于當代生活經驗的錯覺。只有不被饑餓困擾的人，才會琢磨美食的滋味。

根據考古學家的分析，在良渚先民的飲食結構中，肉類占比其實并不高，人們的大部分能量來自于植物。偶爾有肉類的補充，先民也會優先選擇“吃得過癮”的陸地動物，這一點從祭祀的選擇中就可以看出。在良渚，魚鱉等水生動物固然是重要的食物來源，但吃得并不講究，大概率只是為了攝入蛋白質。至于新近發現的“云南螺螄”，雖然考古工作者還沒有進一步的解釋，但可以推測，這些螺螄應該也是先民獲取動物蛋白的途徑，至于做火爆螺螄、螺絲粉，估計先民們既沒有這個心思，也沒這個能力。

考古發現的螺獅殼

在河姆渡發現的動物遺骸中，最引人注意的其實并非魚鱉，而是有別于野豬的豬，在后來的河姆渡考古發掘中，還找到了圈養家畜的證據。這說明在河姆渡時期，先民就已經人工養豬作為肉食。但是，河姆渡時期的養豬規模非常有限，無法穩定、大量供給飲食。據統計，整個遺址中發現的動物遺骨以鹿科等野生動物的比例最大，是豬的好幾倍。雖然先民已經有了人工圈養的家畜，但其肉食來源還是以野外捕獵為主。河姆渡先民還有一些偏門的飲食取向，比如遺址中出土了不少猴頭骨，從頭骨的破碎情況分析，很有可能在七千年前，人們就已經有了吸食猴腦的吃法。

進入良渚文化早期，家畜的占比開始顯著上升，在蘇州龍南遺址、上海閔行馬橋遺址中，以豬、狗為代表的家畜占比顯著提升，都超過了六成。隨著良渚文化的持續發展，家畜在飲食中的占比越來越高，到良渚后期，人工圈養的家豬已經成了最主要的肉食來源。

在北方，與良渚處在同一時期的仰韶、龍山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許多關于飲食的痕跡。

與當今“北面南米”的飲食習慣不同，小麥其實是外來物種，大約距今五千年前，河西走廊地區才出現了種植小麥的痕跡。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北方的農作物主要是稻和粟，另有少量的黍、大麥、小麥和大豆。魚類遺骸同樣見于仰韶、大汶口以及北方各處的龍山文化遺存中。而且與南方相似，北方飼養的家畜也有豬、狗、羊、雞，并且通過捕獵補充肉食。

在仰韶文化北首嶺遺址中，考古工作者不僅發現了完整的雞，還有四十余枚獐牙，顯然是捕獵的結果。另一處元君廟墓葬中有家養的豬和捕獵的鹿，還有完整的鳥類骨骼。在仰韶文化遺址中，體肥毛厚的竹鼠也留痕了。顯然，無論家養、野生，還是飛禽、走獸，只要能抓得到、能吃得下，先民都不會放過。

值得一提的是，在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人們可能就已經掌握了釀酒的技術，并且制作了相應的器物。良渚文化遺址中也出土了為數不少的酒器。這說明當時的先民已經具備了深度加工食品，進一步制作飲料的能力。

總體上說，在五、六千年前的中華大地上，原始貴族們應該已經實現了“酒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