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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幕的最后，待夏洛克下場后，安東尼奧對巴薩尼奧說出了自己的觀感：“善良的猶太人。這猶太人快要變作基督徒了，他的心腸變好多啦。”在這里，莎士比亞似乎告訴我們，在威尼斯這個以法律保障商業原則的市民社會，兩個互相敵視的基督徒與猶太人因為一樁擔保契約互相承認對方的平等法權，甚至進而幾乎成為了朋友。

在故事的第二幕，更驚人的事情發生了。作為安東尼奧接受割肉擔保的回報，夏洛克接受巴薩尼奧的邀請準備參加基督徒的宴會，宴會上甚至有被猶太人認為傷風敗俗的假面舞會（masque）。在第二幕第五場，夏洛克在出門前對女兒杰西卡有一段略帶心酸的告白：“人家請我去吃晚飯……可是我去干什么？人家不是因為友愛而邀請我，他們不過是拍馬屁而已。”

在古代西方社會，友誼/禮物交換價值的關鍵在于義務性互惠，但是巴薩尼奧的宴會顯然是基督徒式的，并沒有為夏洛克的口味習慣和宗教禁忌做出任何的妥協。盡管如此，夏洛克仍然帶著“恨”去享用那些放浪敗家的基督徒的美食。這里的恨意不是因為宗教仇恨，而是發現自己很難得到基督徒的真正友愛的怨恨。相對于基督徒的半心半意，夏洛克畢竟做出了真正的妥協。他曾經嚴格區分商業原則與猶太律法（倫理），現在夏洛克甚至放棄了猶太律法的神圣原則。因此，不僅是法律意義上的相互承認，割肉契約引發的互相妥協和宗教原則的削弱也意味著猶太人與基督徒相互的倫理認同（承認），其表現形式就是“家庭—城邦”倫理意義上的兄弟之愛。

本來，安東尼奧與基督徒同胞進行免費借貸，現在他的借貸范圍擴展到夏洛克，意味著至少在商業意義上夏洛克被安東尼奧承認為“基督徒”。本來，夏洛克向基督徒放貸收取利息是他的謀生之道，他向猶太同胞放貸也像安東尼奧給基督徒借款那樣不收利息，現在他沒向巴薩尼奧和安東尼奧收取利息，意味著夏洛克自覺不自覺地把兩人認可為自己的“同胞”。

如果按照割肉契約建立的法權人格的相互承認的基礎發展下去，夏洛克與基督徒可能會起初的“虛情假意”發展到穩固的社會信任，甚至有可能“進化”為倫理意義上的兄弟友愛。然而，一場蓄謀已久的私奔不僅讓夏洛克失去了最為心愛女兒和一大筆財產，讓他遭遇了無以復加的窘迫境地：他對女兒的愛被基督徒嘲弄了，他的猶太人身份被基督徒輕蔑了，他家庭生活被基督徒摧毀了。

在杰西卡與基督徒私奔的威尼斯狂歡之夜中，夏洛克認清了威尼斯的基督徒公民對待他的真實態度：一個邪惡的猶太人。于是，夏洛克選擇對基督徒復仇。從劇本的全知視角看，拐跑杰西卡的基督徒羅蘭佐與巴薩尼奧或安東尼奧并沒有事先的密謀。然而夏洛克并不清楚這點，他只知道，在參加一場基督徒的酒宴期間，他的女兒被宴會主人的基督徒朋友拐走了。不僅如此，夏洛克似乎完全有理由讓安東尼奧肩負起私奔的連帶責任：羅蘭佐不僅是安東尼奧和巴薩尼奧的好朋友，而且事發之后，所有的基督徒都站在羅蘭佐那邊，不僅贊美羅蘭佐的“非法”行為，而且嘲笑甚至羞辱夏洛克的遭遇和他對法律和正義的呼喚。

法權人格的形式平等并沒有幫助夏洛克獲得基督徒的真正承認和友愛。家庭倫理和宗教信仰的雙重損害，讓夏洛克急于宣泄自己的復仇欲望。顯然，通過割肉懲罰的合法手段報復“違法”的安東尼奧，是夏洛克最為可行且合法的復仇形式。安東尼奧在主觀上承認借款契約的合法性，他逾期不還款的違約是一種沒有犯罪意圖的違法。從法哲學角度分析，安東尼奧逾期不還借款的行為是借款契約的法權的否定，意味著他必須承擔違約責任（懲罰）。從原初契約出發，夏洛克的違約懲罰/復仇的法定對象是安東尼奧本人，然而，在復仇正當性的陳述中，夏洛克強調的是割肉懲罰是猶太人對基督徒的復仇：

“因為我是一個猶太人。難道猶太人沒有眼睛嗎？難道猶太人沒有五官四肢、沒有知覺、沒有感情、沒有血氣嗎？……你們要是用毒藥謀害我們，我們不是也會死的嗎？那么要是你們欺侮了我們，我們難道不會復仇嗎？……要是一個基督徒欺侮了一個猶太人，那么照著基督徒的榜樣，那猶太人應該怎樣表現他的寬容？報仇。你們已經把殘虐的手段教給我，我一定會照著你們的教訓實行，而且還要加倍奉敬哩”。

在“反猶主義（anti-Semitism）”的反思中，許多學者認為，夏洛克是被壓迫的猶太民族的代言人，強調夏洛克試圖求助普遍而公正的威尼斯共和國法律來維護自己和被壓迫猶太人的合法權利。不過，倘若跳出民族壓迫和法律歧視的“猶太人”現代闡釋，我們可以發現夏洛克一以貫之的普遍的商業-法權邏輯。夏洛克的復仇并不訴諸猶太教與基督教根深蒂固的宗教/種族矛盾，也不關心猶太人作為異邦人在威尼斯共和國的公民資格問題，更不關心猶太人與基督徒的法權沖突如何才能公正處理的問題，他關心的是能否主張和實現自己的法權人格，已完成他的個人復仇。

在夏洛克的邏輯中，不論猶太人與基督徒在內在的靈魂層面存在多大的差異，兩者在作為市場-商業交易的活生生的人，都具有平等的法權人格。總之，夏洛克雖然把“猶太人”的稱謂作為復仇的正當性來源，但是他提到的猶太人與基督徒生命、肉體、感知、情感和復仇上的平等，其內核已經是市民社會中猶太人與基督徒的人格平等的法權訴求，而不再是強調猶太人的“特殊性”邏輯。

夏洛克的復仇懲罰是否有助于猶太人追求的普遍的法權人格，以及威尼斯社會中其他非公民群體的法權人格的實現呢？本文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夏洛克的復仇/懲罰邏輯并不利于自由和平等的法權人格的生成。下文從擔保物的性質、法權主體關系和法律懲罰與復仇區別等三個方面展開。首先，夏洛克變更了擔保物的合意表達，將安東尼奧的一磅肉本身作為擔保物，而不是契約簽訂時安東尼奧以商業信用為基礎提供的“人的擔保”。

夏洛克要求人肉作為擔保物，是將安東尼奧從平等自由的法權主體降格為奴隸或物的被支配地位。其次，夏洛克不甘心被基督徒支配的命運，他的斗爭方式是企圖借用威尼斯法律來奴役和支配一個基督徒，而不是通過法律來獲得基督徒的承認。換言之，如果“為法權而斗爭”意味著法權人格希望得到國家法律和其他法權人格的承認，那么，夏洛克的復仇的目的并非是法權人格的實現，而是挑起一場市民社會內部的“法權戰爭”。夏洛克遵循的不是承認而是報復的邏輯，報復的結果不是正義的實現，而是霍布斯式的前政治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的重現。

最后，夏洛克的報復邏輯，既不能實現市民社會的平等的普遍法權，也不能改變猶太人群體的法權身份，只能導致猶太人與基督徒互相報復和惡性循環。因此，盡管夏洛克的復仇是因為基督徒的“不法”，但是夏洛克出于個人意志的特殊動機的報復是一種新的不法，因為真正的正義是普遍意志的行為，真正的刑罰是對復仇的揚棄，它不會喚起新的不法，而是了結事情。總而言之，在威尼斯法庭上，夏洛克挑起了對安東尼奧的割肉懲罰的報復請求，這不僅是試圖否定安東尼奧的法權人格的法律挑戰，而且是猶太人對威尼斯基督徒的實際支配地位的政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