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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周遠方，整理/觀察者網實習生 孫甜甜、楊珈媛）

11月以來，美元指數明顯回落，Wind數據顯示，11月美元指數已從11月1日的111.56點跌至12月1日的104.7，11月美元指數累計跌幅超5%。近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公開講話中釋放美聯儲可能放緩加息步伐的信號。

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2022金融街論壇年會上指出，主要發達國家經濟衰退風險上升，通脹仍高于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將總體維持緊縮，美元短期仍可能高位震蕩，市場機構預測美元升值動能減弱、強升值周期或已接近尾聲。

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隨之強勢反彈，12月2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數據顯示，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7.0542，較上一交易日上調683個基點，創2022年11月16日以來新高。當天，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開盤拉升近250點，在岸、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均逼近7.0大關口。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在近日接受觀察者網等媒體采訪時認為，在本輪美元強勢中，中國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為我們保持匯率和經濟的相對穩定運行發揮了重要作用。2015年“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發生了一定變化，但這一進程總體上還在有序推進。從各方面指標來看，目前的美元在全球權重偏高，遠超過其在全球經濟、貿易中的份額，尤其是各國對于美元為中心的跨境結算依賴太大、美元濫用及美元的武器化正在影響各國安全，人民幣及其背后的支付清算系統也就是CIPS，能夠獨立于現在美國和SWIFT體系，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

管濤同時指出，對于中國來講比較現實的選擇是人民幣國際化盡可能地按照市場驅動、企業自主選擇的原則，相關部門不斷健全制度環境、基礎設施，為人民幣的跨境流通創造好的條件，使人民幣逐步從全球外圍貨幣爬升到次中心貨幣的地位。 

2019年10月，易綱與鮑威爾在IMF和世界銀行財長和行長年會上合影

以下是采訪實錄：

觀察者網：人民幣本輪走弱伴隨美聯儲加息和美元走強，全球大多數貨幣是一起走弱的，但人民幣也表現出一定的特殊性，有一段時間是同美元一起走強的。美聯儲近期加息勢頭出現放緩，人民幣也出現兩次較大的反彈。

能否請您簡單描述一下美元、人民幣和其他一籃子貨幣之間的關系？客觀說，人民幣處于怎樣一個位置？

管濤：首先，中國的法定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8年最新修訂的《外匯管理條例》第五章第二十七條規定：“人民幣匯率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所謂“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是一種匯率政策，但不是對匯率制度的描述。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所以它既不是盯住某種單一貨幣（比如美元），也不是盯住一籃子貨幣，所以人民幣匯率本身既不存在跟著美元同漲同跌的必然性，也不存在美元強人民幣就弱的必然性。

其次，任何時候影響匯率漲跌的因素都很多，美元的強弱對人民幣匯率始終有一定的影響，只不過在某些階段可能影響大一點，某些階段可能影響沒那么大。比如去年美元反彈了6.7%，美元對大部分非美貨幣都漲了，但是人民幣對美元仍然升值，出現這種現象，并不是說美元強對人民幣沒有影響，而是美元走強對人民幣的影響被其他因素抵消掉了。

去年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貿易順差很大，支持了人民幣的走強。中美利差去年收斂，今年倒掛，所以中美利差由正利差轉為負利差的因素，對人民幣的影響可能今年進一步顯現。今年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疫情的多點多次反復散發，影響了中國經濟復蘇，也影響了外貿前景。在這樣的綜合情況下，美元走勢只是影響人民幣匯率因素的一個方面，在不同的時候，它的影響力大小是不一樣的。

從制度上來講，人民幣匯率還是要更多由市場決定，根本上還是要看供求關系。

觀察者網：“貨幣錨”的問題一直被熱烈討論，如果追溯到人民幣前身“邊幣”時代和新中國前三十年，能否認為當時主要錨定的是實物生產生活資料、金銀、以及人民政府和軍隊的信用？改革開放以來，也有人認為人民幣錨定美元資產，而美元的“錨”也曾發生大變化。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您認為未來人民幣的“錨”應該落在哪個/哪些地方？

管濤：人民幣是一種信用貨幣，所以它不像過去商品本位的時代，要錨定哪個商品或者哪一組商品。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確立中央銀行法以后，明確了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所以要建立比較嚴格的貨幣紀律，包括禁止財政向央行透支等，這確實是維護幣值穩定的一個重要方面。

如果我們建立了比較嚴格的財政貨幣紀律，保持了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穩定，將有助于增強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這既能夠增強本國投資者對人民幣的信心，也能夠增強境外對人民幣的接受和認可，利好人民幣國際化。

過去確實有一段時間，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窄幅波動，保持基本穩定，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也主要是因為外匯占款的波動引起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民幣一定程度上錨定了美元。

但是，在當時來講，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錨定美元，建立起了中國的貨幣紀律。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間，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通脹壓力比較大。而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反通脹后，經歷了比較長的物價穩定時期。所以我們通過錨定美元，也就是借用了美元的信用來降低通脹。

過去，我們是通過“央行再貸款”渠道來進行基礎貨幣投放，后來轉向通過外匯占款渠道來吞吐基礎貨幣，不是說沒有問題。但是，在剛開始，我們用外匯儲備作為錨定的資產來吞吐基礎貨幣，這種方式相比完全的信用投放更容易建立起貨幣紀律。這在當時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未來人民幣肯定不會再次錨定某種實物資產，不論是某種商品還是一籃子商品。但是，建立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我們要盡可能長時間地保持貨幣政策處于正常狀態，就需要完善的貨幣調控機制和傳導機制，致力于保持物價穩定、金融穩定和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從根本上來講，這應該有助于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1994年后的一段時間，我們曾經借助美元建立起自己的貨幣紀律，而美元的“錨”也曾發生大變化，美聯儲的政策好像執行的也不是很好，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您認為未來人民幣的“錨”應該落在哪個/哪些地方？

管濤：1992年南方談話以后，中國出現了經濟過熱的情況，當時的零售物價指數達到了20%，1994年匯率并軌初期，我們仍面臨高通脹的問題。之后三四年時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中趨升，就是借用了美元信用來建立我們的貨幣紀律，通過外匯占款渠道來投放基礎貨幣，而不是通過“再貸款”的完全信用投放方式。這在當時來講，有一定積極的含義。

當然，在這方面我們既有經驗，也有教訓。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聯儲采取了零利率+量化寬松的非常規貨幣政策。那段時間，人民幣匯率政策相對比較僵化，靈活性不夠，用增加外匯儲備的方式阻止人民幣匯率過快升值，導致了輸入型的流動性過剩。在2015年“811匯改”，特別是2019年8月份人民幣“破七”之后，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提高，靈活性增加，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為我們堅持“以我為主”的貨幣政策創造了條件。

特別明顯的是，在2020年這一波公共衛生危機的沖擊下，我國的貨幣政策不論是進還是退，都是“以我為主”，沒有跟著美聯儲的節奏走。到現在為止，我國的通脹雖然起來了一點點，但是屬于溫和的通脹。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除了個別的經濟體，都出現了高通脹的回歸，特別是美聯儲此次明顯錯判了通脹的形勢，這對美元的信用傷害比較大。反過來，也印證了我們堅持正常貨幣政策的正確性。正是因為匯率由市場決定，增加了匯率政策的靈活性，才使得我們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得到了制度保障。

觀察者網：對我們國家來說，當前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仍然存在，甚至比較嚴重，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管濤：我們國家的通脹沒有那么明顯。我國的PPI今年以來主要是整體單邊下行，到10月份已經轉成同比負增長了，CPI只有百分之二點幾，核心CPI一直在1%左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受惠于我們國家現在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我們采取了2009年到2013年的匯率政策，阻止匯率升值，增加外匯儲備，那么我們國家前期也會導致輸入性的通脹和流動性過剩。恰恰是因為我們用匯率波動來應對市場變化，有效避免了外匯占款的波動。從月度數據來看，現在外匯占款的環比變化都很小，央行恪守匯率政策中性，基本退出了外匯市場常態的干預。

觀察者網：2015年“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出現了一定的放緩，如何客觀看待這樣的現象？

管濤：所謂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放緩”，可能是“8·11匯改”之后，一些政策的調整對離岸市場帶來了沖擊造成的。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人民幣存款一度從1萬億跌到了五六千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可以說人民幣國際化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

實際上，“8·11匯改”之后，人民幣國際化策略進行了調整，原來的策略是嚴格管制在岸市場，通過離岸市場來驅動人民幣的國際化；調整后，我們加快了境內股市、債市和匯市的開放，通過在岸市場驅動。因此，現在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跟七年前相比，不降反升。

過去持有人民幣金融資產，只能到香港去做人民幣存款，在香港買人民幣點心債，而現在可以到在岸市場直接購買人民幣的股票和債券。根據人民銀行公布的境外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的“四項合計”數據，最多的時候，境外持有的境內人民幣債券、股票、存款、貸款合計10萬多億，匯改之前只有三四萬億元人民幣。而且，內部結構發生了變化，過去存款和貸款占據四分之三，現在七成以上是由股票和債券構成的。

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SDR的籃子貨幣權重進行了定值重估，把人民幣的權重提高了1.36個百分點，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出口市場份額上升，部分原因是境外持有的人民幣外匯儲備份額上升，還有全球人民幣外匯交易的份額上升。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策略發生了變化，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總體上還在有序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