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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微信公號“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作者陳經

（本文是一篇學術刊物文章，寫于2019年4月，刊發在6月出版的《東方學刊》2019年第二期）

“工業黨”這個名詞最早是2011年初王小東提出的[1]。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爆發增長和互聯網輿論傳播的快速發展，工業黨的影響力逐漸擴大。盧南峰與吳靖2018年在《東方學刊》創刊號發表學術文章[2]，對工業黨進行了認真細致的開創性研究。但是在此之前，工業黨現象早已出現。

2011年初有一個事關中國軍工發展的標志性事件發生，就是殲-20成功試飛，在那之后高鐵、移動通信、智能手機等領域的重大工業成就不斷涌現。工業黨群體對這個現象早有預期，相關理論探索也有一定深度。筆者2003年著手撰寫《經濟版圖中的發展中國家》一文時就開始研究中國的工業化現象，至2006 年寫完綜合性長文《中國的官辦經濟》時就基本完成了本人的主要工業黨理論建設（相關文章收集在《陳經說》[3]）。同期少數業余研究者，如鐘慶在2005年寫《刷盤子還是讀書》一書 [4]，也對中國工業化進程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因此，工業黨這個文化現象，是早于工業化重大成就連續出現之前的，工業黨思維在21世紀初就初見端倪。

互聯網在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普及。中國互聯網世界出現了崇拜西方政治經濟體系的人文思潮。一些學者對此提出警示，代表人物有何新。何新的一些重要論述[5]對當時少數已經開始思考政治問題的年輕人影響很大，使他們避免陷入西方思想體系，能夠自主探索。但是何新的論述主要與政治和文化相關，“工業”特質并不多，對21世紀中國貿易、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奇跡程度也估計不足。中國與西方政治經濟思想體系的爭論，為工業黨的形成打下了知識基礎，如普及了人文社科知識與名詞體系。

另一類爭論發生在工業黨內部[6]，如鐘慶等強調工業化和技術研發的重要性，但認為改革開放方向錯誤，破壞了之前“ 獨立自主”的正確路線，進而預言中國經濟要崩潰[7]。由于之后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和技術成果太過耀眼，這類唱衰難再持續，甚至出現觀點反轉，如《大目標》作者任沖昊[8]。“工業黨網絡小說”作者齊橙在他的數部小說[9]中對這類批評改革開放工業化路線的唱衰說法有深入批駁。這些關于中國工業發展路線的深入探討和爭論，對工業黨理論的形成起到重大作用。

2008年舉國抗震救災和北京奧運會的盛大場景都讓世人印象深刻，與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繼而引發全球金融海嘯相對比，中國的工業化成就凸顯出來，震驚世界。然而工業黨的影響力在社會輿論中并未取得飛躍。反而是“情懷黨”利用新型互聯網媒體平臺收獲了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甚至對傳媒渠道本身形成深度滲透，借熱點事件攻擊政府或體制成為流行套路，以至于只要談到社會輿論新名詞“大V”，人們往往直覺會認為就是那些與政府對立的“公知”，而不會聯想到“工業黨”。直到2013年政府針對網絡造謠出臺法律條令，恢復網絡環境秩序，才有了轉折，有工業黨特征的“大V”數量明顯增加。發展至當下，工業黨群體仍然相對小眾，知名人士不多，“學術帶頭人”和學術陣地也有待擴增。但是隨著與工業技術密切相關的社會熱點事件越來越多，工業黨的影響力在逐漸增加。

工業黨群體在觀察思考上有特別的“修養”，能夠對科技、經濟等社會熱點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同時工業黨群體也有一些缺陷，會阻礙他們的思考在輿論場中的傳播。

一、工業黨的思維修養

工業黨思維相對獨特，有時外界不易理解。盧南峰與吳靖對工業黨的開創性研究，認真細致地記錄了工業黨現象的相關事件，總結了群體特征和政治經濟傾向。這種觀察客觀描述了工業黨現象的外部表現，但并未解釋為何如此。比如，工業黨活動有網絡民族主義、反抗西方打壓、反自由派的特征，但這些特征卻無法完整揭示工業黨的思維方式與內在動力。這種思維方式與內在動力，筆者稱之為工業黨的“修養”，是一套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眾多社科問題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是從理工科學術研究體系里來的，研究范式上有些類似，但研究對象是社會科學問題，可用具體事例分類說明：

1.重視數據與事實

理工科研究重視數據的正確性，客觀真相最重要。雖然社科研究也應該如此，但在實踐中許多人容易忽視。如不少人會引用錯誤的數據，相信錯誤的事實，對符合自己傾向的錯誤數據或者事件描述失去警惕，過于輕信。有些人甚至主動炮制錯誤的數據，捏造和扭曲事實真相。

工業黨當然也可能因自身的傾向，犯數據與事實錯誤。但是原則上工業黨對正確性非常重視，更容易客觀中立地審視數據與事實，通過研討調查逼近正確的數據與事實。如果被指出數據與事實錯誤，工業黨更愿意接受修正建議，甚至改變觀點。總體來說，工業黨引用正確數據與事實的意愿與能力是他們的優勢，即使出現錯誤，他們也愿意通過群體交流不斷深化認識。

例如，筆者在2003年就關注了中國的外貿數據與“資本外逃”問題，相當驚訝地發現一些媒體報道甚至正規論文都因為傾向性而忽視數據與事實的正確性。如臺灣媒體報道：“根據經濟學家 Frank R. Gunter 的估計，1994-2001年期間，中國的資本外逃金額高達690億美元/年，在1997-2001年期間更高達1000億美元/年。”[10]當時中國一年的GDP也不過10000億美元左右，報道中列舉的資本外逃數據過于驚人，筆者直覺其中有錯誤。 研究者通過一些“算法”制造出符合傾向的數據發表出來，媒體看到數據符合傾向就引用，實際上他們對數據與事實的正確性并未真正重視。其實搞清其中的錯誤，并不需要具備專業知識。筆者驚訝地發現，研究中國資本外逃等經濟相關問題時，閱讀論文、調查背景的門檻并不高，不需要一定具備經濟學專業知識。只要有一定的搜索文獻、英語閱讀、數據分析的能力，就可以進行較深入的調查分析。即使不是專業人士，只要有一定教育水平和足夠的興趣，完全有能力搞清楚來龍去脈。

這種“個人調查”以前有一個巨大的障礙：查找專業文獻和數據資料比較麻煩。非專業的人去做“業余”研究，很難專門花時間跑圖書館查資料，遇到外文資料就更難。但是互聯網和搜索引擎的出現解決了這個問題?；ヂ摼W90年代早期出現、到1998年9月google創立、再到2000年1月百度成立，這之后“個人調查”越來越方便。工業黨在2000年之后迅速成長并非巧合。

筆者對1997-2001年中國資本外逃數據進行了解讀。[11]（閑話中國的“資本外逃”| 陳經）有些“外逃”其實只是企業和個人沒有結匯，并未跑到境外，之后選擇結匯又導致外儲異常增加。外資企業通過高價進口低價出口轉移利潤，這個因素會夸大資本外逃的數值，但其實是業界常態，外企不可能主動貢獻大筆利潤給中國，轉移利潤不應被當成資本外逃。真正的外逃資金規模遠小于論文中算出的千億美元。工業黨的“修養”意味著，時刻主動意識到，數據與事實是可以查證的，并且積極地去查找相關資料。

2.有懷疑精神，敢于質疑“權威”數據與理論

理工科更強調“懷疑精神”。如愛因斯坦敢于進行本原思考，推翻了牛頓的絕對時空觀而創立相對論。這種懷疑精神其實要求非常高，一般人很難做到。缺乏專業性的懷疑容易變成“民間科學家”。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懷疑精神應用的機會則非常多，可疑的數據、報告、結論比比皆是，不少還是名氣不小的“權威”機構發布的。

例如，眾多機構與媒體（如中金公司的報告[12]）一直引用波士頓咨詢（BCG）2014年的報告結論[13]：中國制造的成本只比美國低5%。2015年8月筆者對此產生疑問，查驗BCG報告的英文原文，搞清楚了這個5%的計算方法，揭穿了這個違反直覺的結論是如何通過障眼法得出的[14]（騙子與傻子——中國制造成本接近美國？| 陳經）。BCG假設所有國家除勞動力、電力、天然氣之外的“其他”生產成本都一樣是79.2（總成本100），因此制造業成本最低也是美國的79.2%；BCG還突出美國的廉價天然氣成本優勢，認為中國制造業的天然氣成本為4.4，達勞動力成本10.2的一小半。這兩個假設都非常離譜，但是眾多學者、機構、媒體卻不去質疑這個5%的數據，簡單地直接引用。

再例如2005-2006年，筆者對世界經濟論壇（WEF）每年推出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進行了研究。[15]（“全球競爭力報告”的全面解析（三） | 陳經）這個報告給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排名不斷下降，2006-2007年降到了第54位，比印度的第43位還低不少[16]。

這個“權威”報告的排名，在新聞中經常出現。其實仔細分析報告原文，就能發現在通信科技的指標上，報告給中國的排名顯著過低，甚至低于很多低水平發展中國家，大大影響了中國的最終排名。WEF對中國微觀企業與政府運作給出越來越低的評分，但實際情況是中國的宏觀經濟表現越來越好，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在2007-2008年報告中，WEF做出算法調整，中國排名大幅上升到第34位[17]。

工業黨群體對西方報告給出的各類排名進行了持續的跟蹤和分析，這個努力慢慢有了成果。現在西方報告一經發布，就會有人找到原文進行分析，發現問題就會公布在自媒體或正式媒體上。如2018年12月聯合國報告說中國性別不平等問題很嚴重，其實是報告犯了離譜的數據使用錯誤，將中國中學男女生占比53%、47%當作入學率，等于認為一半人沒上中學。[18] 研發人員日常工作經常會出錯，代碼寫錯、公式算錯常會發生，所以懷疑精神很有必要。社科問題值得懷疑的細節或者邏輯問題很多，事實證明，敢于質疑“權威”是工業黨難得的品質之一。

3.能夠抓住關鍵因素和主要邏輯

一些社科研究對邏輯推導的精確性要求不高，而理工科研究通常在邏輯上需要高度嚴謹，如果出現邏輯錯誤或者模糊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推導出錯是不可接受的。相反，社科研究的觀點一經選定，總是可以通過操縱語言和邏輯，從表面上做到自圓其說，通過“以偏概全”“模糊定義”的手法，不管觀點有多離譜、如何不符合數據與事實，有時都可以解釋得貌似有理。

具體的社科問題，往往有很多相關因素，可以用模糊的邏輯展開多種論述，研究人員因為立場傾向，有意無意地將非關鍵因素說成關鍵的，將次要邏輯說成主要的，這在社科研究中屢見不鮮。面對這種情況，就需要良好的“直覺”，抓住關鍵因素和主要邏輯，也要對邏輯體系有足夠的警惕，考察邏輯基礎是否牢固，如一些個案的研究結論不能隨意推廣，需要注意其條件假設。筆者認為，這是“工業黨修養”中最核心的部分，達到一定水平需要相當的積累。

例如，在2004年底與筆者的爭論中[19]，鐘慶認為中國經濟會崩潰。他的邏輯是：資金涌向房地產虛擬經濟、WTO加速向外資開放、對外資依附加速、外資外逃、經常項目收支惡化，繼而推測中國2009年外匯儲備將“雪崩”。鐘慶對工業發展路線有深入研究，為何會得出這樣離譜的結論？原因就是沒有找到關鍵因素和主要邏輯，只是片面強調了非關鍵因素。

而筆者認為，外匯儲備的關鍵因素就是進出口順差值，可以進行直接研究、觀察趨勢、分析產業表現 [20]。2005年中國的進出口數據說明，一般貿易逆差情況大幅改善，不再是靠加工貿易掙順差的模式，貿易順差從2004年的321億美元飆升到當年的1020億美元。這說明中國自身的工業力量已經足夠強大，可以提前預測貿易順差將會繼續大幅上升，這個結論會直接影響諸多以崩潰論為傾向的研究的立論基礎。后來中國外匯儲備暴增至最高4萬億美元，年度順差在2015年達到近6000億美元，驗證了進出口順差值才是關鍵因素。

有時數據分析并不需要高深的數學背景，不需要復雜的算法。重要的是綜合知識儲備體現出來的“經濟直覺”，抓住關鍵因素和主要邏輯，找到正確的研究方向。

如果直覺出錯了，選了一個錯誤的研究方向，由于社科研究的模糊性以及“邏輯可操縱”的特點，研究人員真的可以“一條道走到黑”，不管發生了什么事都強行解釋。例如章家敦在中國崩潰論研究中提出，不崩潰是因為出了新情況，后面還是要崩潰，連續15年都堅持這個錯誤的說法 [21]。

4.不斷學習，收集理解信息

研究問題最重要的是信息，而非分析能力或者直覺。信息可以是關鍵數據，或是事情的來龍去脈，或是相關領域的知識。沒有足夠的信息、缺失常識，分析就沒有基礎，直覺也容易錯，容易得出離譜的結論。

有的信息來源渠道特殊，一般人沒有條件接觸。但現代社會由于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信息來源相比過去極大豐富，接觸信息的機會也比過去要多得多。

需要獲得信息，更需要持續學習，加深對信息的理解。信息往往以最終形態出現，背后其實有很多基礎知識，泛泛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甚至錯誤的，因此發掘信息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

一些社科問題涉及的概念較為深入，需要持續的學習理解。例如要分析GDP這樣的經濟數據，最好先學習各細分項的數據意義，各種概念的含義，有時還要判斷數據是否合理。中國與美國的GDP與消費數據，有時對比起來反差極大。如2017年美國水泥產量是中國的二十四分之一，鋼鐵產量和房地產銷售面積是中國十分之一，但是房地產GDP總量卻是中國的三倍，一般人很難想象真實的GDP數據會是這樣。很多人對GDP只有模糊的理解，往往會導向錯誤，出于直覺說中國GDP就靠房地產。

社科問題經常涉及多個領域，通過學習積累各領域的常識就很重要。有時可以在短期內突擊學習特定領域的常識，但是如果平時沒有學習的習慣與知識的積累，碰到實際問題就會難以入手，甚至不知道去學什么。

除了常識，較為深入的專業知識在輿論傳播中也很有用。工業黨因為其職業背景，對某些領域的專業知識有較多了解。比如在墨子號量子通信衛星等熱點事件發生時，有量子通信專業背景的工業黨就能夠快速地做出深入獨到的分析（你完全可以理解量子信息（1） | 袁嵐峰）。專業背景，加上通俗解說，對社會公眾的說服力就會較強。

以上四個重要“修養”，讓工業黨能對很多社科問題進行深入、準確、符合未來趨勢的論述。在很多社科問題的爭論中，工業黨的戰斗力很強，這是工業黨十多年來影響力持續擴大的基礎，也是工業黨的核心能力。但是這些“修養”需要時間積累，還需要對社科問題有興趣并持續參與討論，而具備足夠“修養”的工業黨還不多。雖然工業黨的影響力在慢慢擴增，但還不能說是主流文化。

另一方面，工業黨能成為值得分析的文化現象，說明有一定比例的社會大眾能看懂并認同工業黨的論述，這種“群眾基礎”很重要。在相當多社科問題上，工業黨的言論通過數據、事實與邏輯影響了社會輿論的發展，展示了獨特氣質。

二、工業黨的缺陷

工業黨在參與社會輿論傳播時，也有一些明顯的缺陷。這些缺陷嚴重限制了工業黨群體的影響力，使得工業黨及其支持者發展至今仍是個小眾的群體，在社會輿論中的影響力不能高估。

1.業余、隨意、不規范

工業黨對具體社科問題的思考是認真的，也經常能有信心地得出有深度的結論。但本質上來說，工業黨的“業余”特征明顯。工業黨理工科背景濃厚，本職工作是具體領域的研究生產活動，研究社科問題基本出于業余興趣。有時就算興趣很大，也沒有太多功利心，本質上還是會把社科問題研究當作業余事務看待，在工業黨發展的早期更是如此。

早期工業黨寫出一些有價值的文字時，往往是隨意地在論壇等網絡渠道發出來，并不重視維護、整理和傳播。有時會有個人愛好者出于興趣轉帖、轉發，進行自發傳播，但傳播者基本也是業余的。

正式的社科研究以及輿論傳播，一般是有組織進行的，對從業人員來說是本職工作，有專業的辦法。專業研究要符合一定的范式，有組織地發表，通過多年積累的社會渠道進行傳播。這些渠道也會不斷進化，為適應互聯網時代，行業人員會主動進行探索，重視對渠道的參與和控制。對比之下，在輿論傳播方面工業黨的業余非常明顯。

工業黨的業余還體現在不太注意寫作范式，雖然思考是認真的，但是并不想花更多時間把思考變成真正的專業文章，對正式發表也沒有太多追求。專業的寫作范式門檻，如政治經濟等專業社科研究的文章寫作范式，需要一定時間的職業訓練，這會給工業黨帶來一定的阻礙。

早期工業黨的活動嚴重依賴興趣，缺少約束，較為隨意。有興趣就參與活動、沒時間沒興趣就不參與的情況很多。隨著傳媒尤其是新媒體的發展，一些工業黨也開始接受約稿或主動投稿，不時有文章出現在傳媒體系中，甚至發表在正式期刊上。但是這并未改變工業黨的業余性質。

工業黨及其影響的人組成的群體，從早期就代表著某種細分文化現象，很少獲得全社會的關注。雖然如此，工業黨的活動還是引起了一些社會關注，一些文章經過多年考驗流傳下來，出現了少數有影響力的平臺大V，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輿論。這說明工業黨的論述比較經得起考驗，有基礎傳播能力。相當于“產品基本面”沒有大問題，但還處于個人手工生產零售階段，缺少有組織的“工業化”生產和營銷。因此，業余活動模式限制了工業黨影響力的擴散。

2.對人性了解不夠，缺乏社會想象力和文藝能力

面對學習硬核知識，或者分析數據事實，工業黨的“修養”很有優勢。但是理工科背景為主的工業黨，有時對復雜人性的了解不夠。

工業黨的成長軌跡往往是從學校直接進入研究機構或者公司，并一直從事學習與研發活動，生活模式單一，沒有復雜社會的經歷。如果在社科問題上缺少直覺，想象力貧乏，就難以作出深入分析。在某些具體的行業分析預測上，過于理性并不一定是優勢。如市場營銷、資本市場行情等問題，往往涉及人群的非理性沖動，工業黨有時會缺少這方面的想象力。工業黨也非常缺少文藝方面的力量，有能力從事文學、影視、歌曲創作的人不多。這使得工業黨思想傳播的載體種類單一，影響其傳播能力。

以上這些弱點，使得工業黨個人難以取得較高社會知名度。劉慈欣算得上是工業黨群體難得的文化偶像，他的作品符合工業黨的價值觀，小說《三體》成為社會熱點，大大促進了工業黨思想的自我覺醒與傳播。但劉慈欣獲得全社會知名度也只是近幾年的事，且這樣的例子實屬鳳毛麟角。

劉慈欣《三體》

3.“直男”風格嚴重，缺少女性貢獻

工業黨幾乎都是男性，直來直去的風格明顯。前述所列工業黨“修養”，可能在不少女性看來十分古怪、難于理解。即使有女性能夠欣賞工業黨的論述，也需要長時間積累，才能適應工業黨的思維方式。也少有女性有興趣花時間養成工業黨“修養”。這導致工業黨文化十分缺少女性的貢獻。工業黨的思維傾向，與女性思維模式差異很大，又得不到女性群體的糾正反饋，有時與女性心理沖突嚴重。例如一些工業黨很關注人口問題，爭論中國生育率是1.1還是1.6，討論如何達到2.1的理想生育率。[22]但是因缺少女性參與，爭論就會顯得忽視女性感受，會被誤解為將女性視為生育機器。工業黨的影響力主要針對男性群體，對女性群體的影響相對微小。如果女性能參與進來有所貢獻，對工業黨文化將產生非常重要的補充。

三、總結與展望

工業黨思維基礎是穩固的，“修養”特點突出。很多受到西方思潮影響的人，在接觸到工業黨文章后，發生思想轉變，成為工業黨“粉絲”，并且不再轉回頭。工業黨作為文化現象應能長期存在，也會有更多對政治經濟感興趣的人被工業黨思維吸引。

工業黨業余、不規范、文藝能力弱的種種缺陷，在發展過程中會慢慢好轉，如出現少數專業、半專業宣傳工業黨思維的人。出現新興的專業媒體和媒體人持續支持工業黨輿論傳播。而工業黨群體，通過不斷的交流，會有“自我覺醒”，意識到缺陷、主動改變，繼而提升影響力。

在文化領域，工業黨思維正在產生重大影響，如電影《流浪地球》的工業黨特征就很明顯。未來工業黨會更多地參與文學創作與推廣，科幻小說《云球》的寫作與營銷就是典型[23]。

正規社科領域的學者，如果在思維形成時受到工業黨的影響，有可能在經濟學或者社會科學中引入新的“工業黨”研究范式。當專業的人文社科學者結合工業黨“修養”嘗試學科交叉，迸發出新的活力，那將會是讓人興奮的進展。

注釋：

[1]王小東：《中國的工業化將決定中國與世界的命運——兼論“工業黨”對決“情懷黨”》，載《綠葉》，2011年第1期。

[2]盧南峰、吳靖：《歷史轉折中的宏大敘事：“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載《東方學刊》，2018年秋季刊（總第1期）。

[3]陳經：《陳經說：中國的官辦經濟》，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6年。

[4]鐘慶：《刷盤子還是讀書》，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

[5]何新：《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載《人民日報》，1990年12月11日。何新：《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何新與西方記者談話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何新：《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6]陳經、鐘慶：《陳經與愚蠢小豬關于中國經濟的超長篇論戰實錄》，2005年。網址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91282216246802#_0。

[7]鐘慶：《刷盤子還是讀書》，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

[8]任沖昊、王巍等：《大目標：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

[9]齊橙：《工業霸主》（網絡連載小說，2011年9月13日至2013年1月1日），起點中文網，https://book.qidian.com/info/2104576。齊橙：《大國重工》，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

[10]Frank R. Gunter, “Capital flight from China: 1984-2001”,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4.

[11]陳經：《閑話中國的“資本外逃”》（2005年6月5日），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88015100897237。

[12]中金公司：《變革中國之“制造奇跡”》，2015。

[13]Harold L. Sirkin, Michael Zinser, and Justin Rose, “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2014.

[14] 陳經：《有一個西方機構說中國制造成本接近美國》，2016，觀察者網，http://m.rypyw.com/chenjing/2015_08_13_330429. shtml。

[15] 陳經：《“全球競爭力報告”的全面解析》，網址：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79724601883446。

[16]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6-2007，世界經濟論壇，2006。

[17] 同上。

[18]劉承昊：《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把中國教育數據算錯了》（2018年12月21日），觀察者網，http://m.rypyw.com/liuchenghao/2018_12_21_484040.shtml。

[19]陳經、鐘慶：《陳經與愚蠢小豬關于中國經濟的超長篇論戰實錄》，2005年。網址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91282216246802。

[20]陳經，《都等著中國買單》，網絡版發表于2006年。載于《陳經說：中國的官辦經濟》，中國發展出版社，2016年。

[21]Gordon G. Chang，“Will2016 Bring the Collapse of China’s Economy”,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30, 2015.

[22]梁建章、黃文政 :《人口創新力：大國崛起的機會與陷阱》，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

[23]白?。骸对魄颉?，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年。參見陳經：《一本科幻小說的離奇營銷》（2019年4月3日），觀察者網，http://m.rypyw.com/chenjing/2019_04_03_496161.shtml。

背景簡介：本文作者筆名陳經，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計算機科學學士，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碩士，科技與戰略風云學會會員，《中國的官辦經濟》作者，微博@風云學會陳經。文章刊發在6月出版的《東方學刊》201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