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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成良】

2020年是脫貧攻堅全面收官之年，最近又臨近春節，各種扶貧新聞也比較多，難免有些爭議。

比如近日，江蘇省宣布脫貧率達到99.99%以上，還剩6戶、17人未脫貧。不少人調侃自己就是那十七分之一，拖了后腿，也有人認為是被脫貧，數字沒有意義。當然，也一些人認為這就是脫貧攻堅實實在在取得的成效，是國家持續性的扶貧政策和扶貧干部夜以繼日努力的結果。

2018年3月，江蘇省物價局送農資下鄉助春耕推進精準扶貧

相對貧困時代，貧困認識更加多元

在相對貧困時代，人們對于貧困的認識和界定更加多元，意味著對國家貧困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階段，國家設定的脫貧標準是“兩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礎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可以說這是一條最基本的溫飽線標準。

對于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而言，東中西部、南北中部差異都很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基本矛盾。扶貧作為國家行動，既要解決兜底問題，也要解決發展問題，既要考慮區域差異，也要統籌兼顧。盡管中國這些年來發展迅猛，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不可否認一些地區的基礎保障還很不夠。因此，國家在反貧困中的首要目標是實現最基本的底線保障問題。而這一目標對于任何區域都是適用的。

世界銀行將人均每天1.9美元的生活標準定為極度貧困線，其測算標準是在吸收各國生活成本差異后，按照2011年購買力平價每天1.9美元計算，這個標準是維持人的生存所需的基本保障線。全球極度貧困線主要是用于跟蹤監測全球極端貧困，評估由世界銀行、聯合國及其他發展伙伴制定的全球目標的進展情況。按照此標準，截止2015年全世界極度貧困人口總數為7.36億，其中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貧困人口數量為6.29億，最多的五個國家為印度、尼日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塞爾比亞和孟加拉國。

根據我們的日常生活感知，可以發現盡管中國的“兩不愁、三保障”也是解決基礎性溫飽問題的標準，但是明顯要比按照世界貧困線測算出的印度、尼日利亞等國家好得多。這背后其實就是國家貧困線與國際貧困線的差異，即國家貧困線作為政策話語更加針對區域內的貧困問題進行設定。事實上，對于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而言，這條貧困線的參考意義遠遠大于其實質意義。

中國土地的憲法秩序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國家不僅免除了農業稅費，還有各種農業補貼，在此基礎上，能夠解決絕大多數農民的溫飽問題；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以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農民可以在市場中自由擇業，這些為農民家庭增收提供了堅實的保障；新農合、新農保等制度的覆蓋和完善，也為農民家庭筑起了一道又一道基礎保障線。

農民家庭但凡有勞動力能夠正常參與社會勞動，務農和務工收入不僅能夠滿足溫飽，還會有一定經濟積累。對于那些勞動力無法參與社會勞動的家庭來講，低保等兜底政策也能維持其基本生活。當然，這些雖然無法保障全體農民發家致富，但是對于溫飽等基礎保障卻有著重要意義。

在區域差異背景下，深度貧困地區農民發展和增收雖然還面臨一些瓶頸，但是對于江蘇這類地區來講，其經濟發展實力遠遠超越了解決底線標準的能力。也正是因此，江蘇的省定貧困線是年收入6000元，比國定貧困線4000元要高出很多。地方政府有能力通過精準扶貧政策體系中的發展性政策和兜底保障政策來解決底線問題，這并不奇怪。

扶貧不等于致富

扶貧和致富之間很難直接劃上等號，江蘇宣布脫貧引起熱議的事件充分表明人們對于貧困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和分化，這也代表著一種社會心態。解決貧困問題底線目標的達成并不意味著就徹底解決了貧困問題。貧困是相對概念，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其含義也在不斷豐富和完善。一般從經濟維度將其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事實上，相對貧困是當前大多數人更為關注的議題。

現代性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與傳統農耕時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對穩定的生活不同，現代社會給予了每個個體豐富多彩的目標，并且將這些目標內化為個體的發展價值和人生意義。也正是因此，我們對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努力工作就是為了實現這些期待。而當既有的手段無法解決這一期待問題時難免產生焦慮和壓力感，甚至是貧窮感，但絕非饑餓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