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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派】

“受過教育的印度年輕人似乎著迷于政治。但我請你們記住，軍旅生活中沒有、也不可能有政治。軍隊不能參與政治。軍隊是人民公仆，謹遵政令。一旦有人懷疑軍隊存在政治偏見，從那一刻起，這支軍隊就失去了國家的信任。當軍隊不再公正，混亂和內戰也就隨之而來”。

這是1932年陸軍元帥菲利普·切特伍德（Philip Chetwode）在出席印度軍事學院（Indian Military Academy）成立儀式時，對首批軍校學員的講話。

然而今天的印度軍人，似乎已經忘記了切特伍德的忠告，或者說，在莫迪治下，印度軍人正不由自主地卷入政治的漩渦。

前言：印度軍隊的傳統

1947年，印度共和國在匆匆忙忙中成立，受制于英國殖民者長期施加的制度影響力，尼赫魯等開國元勛在混亂時局中繼承了前者大部分遺產，包括“文官控制軍隊”的軍政體制。印度軍隊作為獨立于政府的機構，并不聽從某個政黨的調遣，只對總統和憲法負責。相較于同一時期獨立的巴基斯坦面臨軍人干政和軍事政變問題，印度軍隊在國內政治中維持較為溫馴的形象，高級將領們也能恪守軍人遠離政治的傳統。

由于印度軍隊在獨立運動中扮演了相當不光彩的角色——幫助殖民者鎮壓獨立運動，尼赫魯甚至進一步“閹割”印度軍隊的權力：1955年，根據《總司令（任命變更）法案》（Commanders-in-chief (Change in Designation) Act），印度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頭銜被廢除，軍種最高首長被稱為參謀長（Chief of Staff）。

在其后幾十年里，印度軍隊和文官政府的關系基本沿著尼赫魯訂立的“文官嚴格掌握軍隊”原則運行，以至于有學者認為，印度不但沒有發動軍事政變的風險，而且讓一群對軍事毫無了解的人掌控軍隊實權可能讓印軍失去“作戰效能”。【1】

不止一位印軍高級將領驕傲地宣稱，印度軍隊的兩項基本原則——“世俗主義”“非政治化”，為印度民主政體的穩定與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2】然而，近十年來，越來越多的消極情緒彌散于軍隊內外，人們看到了“軍隊”和“政治”這兩項元素在印度媾和的可能性。

莫迪政府時期的軍隊政治化現象

2014年，莫迪問鼎印度總理寶座，此后十年莫迪及其印人黨讓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風潮吹遍次大陸的每一寸土地。就連此前堅守世俗化和非政治的軍隊也難以抵御這波強大的沖擊。值得注意的是，莫迪十年執政期間的軍隊政治化現象距離“軍人干政”和“軍事政變”還十分遙遠，但作為一個側面為我們洞察印度軍政領域的異動提供了抓手。

（一）軍隊高層的墮落：比平·拉瓦特的“回旋鏢”

2017年12月，時任陸軍參謀長的比平·拉瓦特在印度聯合情報研究所（The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of India）發表講話時稱，軍隊存在政治化的傾向，而在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里，必須采取“某種方式”使軍隊遠離政治。【3】彼時“憂國憂民”的拉瓦特將軍不知道是否會想起一年前他剛剛被任命為陸軍參謀長時的場景：當時，莫迪政府罕見地沒有依據“資歷”標準，在三名候選人中選擇了履歷最淺的拉瓦特擔任參謀長一職，2019年他更是成為印度首任國防參謀長（Chief of Defence Staff）。

盡管莫迪政府將其任命標準解釋為“功績”疊加“適配性”，并稱“拉瓦特擁有豐富的國內平叛經驗，還在中印邊境服役過相當長時間”，但這仍然打消不了在野黨的懷疑，即莫迪任人唯親提拔“自己人”。【4】如果說拉瓦特本人可以否認提拔的政治因素，但其明顯傾向印人黨政府的言行日后愈發彰顯。

例如，拉瓦特在2018年稱，印東北部阿薩姆邦的全印聯合民主陣線（All India United Democratic Front）之所以發展的要比印人黨快，是因為在中國和巴基斯坦操縱下，大量孟加拉人進入該地區。再如，2019年，印度學生抗議莫迪政府推行以宗教為標準的公民身份修正案（CAA），拉瓦特卻為莫迪政府辯白稱“學生們受到了誤導”；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莫迪悍然廢除查謨和克什米爾特殊地位、劃歸中央政府直轄后，混亂的局勢迫使政府封鎖通訊網絡，拉瓦特則反駁媒體所說的“這是對該地區的鎮壓”。【5】拉瓦特顯然已經被自己拋出的“軍隊不要沾染政治”的回旋鏢擊中。

除此以外，退休高級軍官的所作所為也顛覆人們的慣常認知，他們逐漸以一種陌生的面孔走近公眾視線，釋放著積壓已久的政治荷爾蒙。一些退休軍官選擇從政，其中較為著名的當屬前陸軍參謀長賈斯旺特·辛格（JJ Singh）。他步入政壇后擔任過偽阿魯那恰爾邦邦長，莫迪上臺后，他作為印人黨的政治盟友什羅馬尼·阿卡利黨（Shiromani Akali Dal）的候選人宣布參加2017年旁遮普邦議會選舉。選舉中，他言辭攻擊國大黨領袖人物，視頻一經流出反響劇烈。【6】另外一個例子是前陸軍參謀長納拉瓦內（MM Naravane），他退休后出席國民志愿服務團（RSS）學生分支全印學生總會（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全國會議時，盛贊該組織對“輸出民族主義”的貢獻。【7】

（二）莫迪的“工具人”

陸軍規則（Army Rule）第20條規定：“禁止參加政治和非軍事活動”“任何受該規定約束的軍人都不得參與任何政黨出于任何政治目的而舉辦的活動”。遺憾的是，強勢的莫迪政府在公器私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經由莫迪提拔的軍隊參謀長們也不再敢于對政府的不合理要求“說不”，軍隊被迫承擔起莫迪政府的“宣傳機器”角色。

首先，莫迪政府施壓軍隊為其宣傳政府政策。莫迪在兩人任期內提出了多如牛毛的“計劃”“目標”，如“清潔印度運動” （Swachh Bharat Abhiyan）、“普及基礎教育計劃”（Sarva Shiksha Abhiyan）、“自力更生印度"（Atmanirbhar Bharat）、“發達印度”（Viksit Bharat 2047）、“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等。這些指向性明確的施政方案本身具有極強的政黨意識形態屬性，作為價值中立的軍隊本不應該參與宣傳活動。然而，莫迪政府壓力下的“社會勇士計劃”（social warrior scheme）卻打破這一默契。根據該計劃，2023年5月，陸軍總部“建議”士兵們在休假期間結合自身特長和需求，在所在社區推廣諸如“清潔印度運動”“普及基礎教育計劃”等政府政策，美其名曰“為國族建構做貢獻”。【8】但熟悉軍事文化的人都理解，在軍隊語境中，“建議”約等于“強制”。

莫迪和印度國民志愿服務團（圖源：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