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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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動態清零”，西方憑什么看不慣？
中國其實也并沒有“清零拜物教”，沒有西方輿論喜歡臆造的“堅持清零是為了領導人顏面”、“執著清零是為了政治宣傳所需”。至少是在正式宣示上，也就是對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的承諾上，中國所堅持的是生命至上原則，所實施的政策是盡量建立在科學判斷之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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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百萬億大關，中國發展攻破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邏輯
如果沒有中國走出去，世界發展本來會怎么樣？眾所周知，華盛頓共識主導了全球化的政策信條。中國作為一個特例，透過內部的積累跳出了這個限制，這是全球范圍的特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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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國沒有“走出去”，世界發展會怎么樣？
所謂底線競爭過程，是全球追求最廉價勞動力，金融危機起到了更大的破壞作用。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透過內部積累跳出了這個限制，這是全球范圍的特例。中國已經到了如此巨大的規模，它有可能支持全球規模的生產性投資，從而抵銷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積累邏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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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向“黃金時代模式”中的生產率問題
強調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是技術進步、不是廉價勞工，這無論是在知識上還是政治上，一方面固然與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信條相抵觸，另一方面又讓那些堅信中國工人階級始終是境況悲慘的人們無法接受、難以容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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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憑什么說中國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
我們這個時代也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是經濟的金融投機化，并由此派生出對勞動者的廉價化要求、以及屈從于“普世價值政治”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演變，固然有屈從于這個邏輯的成份，同時也有抵抗的成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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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資”打臉新自由主義
除了有來自新自由主義的認為工資過高外，還有來自各路自稱左派的認識和評論，或是不承認現實而宣稱中國工資增長是幻象、中國勞工境況暗無天日，或是承認事實卻又宣稱中國工資增長純是勞工戰斗性增強的結果。這后者之中最為大義凜然/洋洋自得的，是所謂中國導致全球“逐底競爭”的說法。[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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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已經投機，還要如此改革國企嗎？
《世界發展報告》早就斷言：“中國的國有企業始終是整體經濟的負累，雖則它們的效率是在改進中。”這實質上是否定了國企本質上無可救藥的說法，究其原因，是一直以來嚴肅的學術研究文獻大都發現，中國的現實情況確實是國企效率在改革過程中持續改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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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批評“新自由主義”，也許只是在打掩護
資本主義應對生產性投資不足這一致命問題的方式，就是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外的國家和地區納入自身，引入競爭壓低生產資源成本，進而維持自身運行。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理論、策略、乃至系統運作邏輯，新自由主義旨在服務于資本主義的運轉。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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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家要為馬克思正名，為何反而貶低了他
無視現代世界是資本主義世界，無視資本主義體系在世界范圍的的絕對主導地位，認為特定社會能否成為或超越資本主義只是取決于本身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演變……這應該跟馬克思理論的本意相去甚遠吧。[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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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左派”卻想搞“一例一休”？都怪大陸就好啦
總有大資本財團被指為拒絕承擔社會責任、游走兩岸套利甚至勾結對岸的丑角。而今日臺灣中小型企業的困境，也可以被說成是源于對岸的壓力，畢竟對岸“據說”就是世界之最的“壓榨勞工之地”，對岸的“逐底競爭”迫使臺灣無奈必須削減勞動者權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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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了“新帝國主義”？
今日的中國經濟，已經高度融入了世界市場，那么，是否就能由此推論，融入必然也只能是資本主義性質？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中國主要是屬于被剝削者，而非剝削者，中國政治-經濟的本質迄今還是以生產導向為主，這就構成了對新自由主義的頑強抵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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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走出去”，擠壓了誰？
國外有關研究主要從兩方面批判中國“走出去”：其一，中國的出口擠壓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空間；其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削弱了世界范圍的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但所謂“削弱論”“逐底競爭”等的現實根據并不充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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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你想多了……
如今，在公共空間中討論的“中國經濟放緩”多是“神棍妄語”，指鹿為馬，兜售私貨。盧荻教授在本文中批判和比較不同的“經濟放緩”理論，不僅為我們理解當下中國經濟發展有著重要啟示，還為我們應對喧囂的“公知”言論提供了一劑解毒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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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口“權貴資本主義”，就是“左翼”了？
權貴/原始資本主義論者斷言，三十多年來的事實也只不過是，發財的是官僚權貴，受罪的是人民大眾。系統性貪腐，與之相對的是山西內蒙奴隸礦工、珠三角長三角快變成機器的組裝線女工、最受壓榨和欠薪之害的全國建筑業民工，等等。全貌當真如此？[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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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左翼是個什么新品種？
希臘激進左翼反對私有化固然合乎社會主義原則，對中國投資則應該開展友善談判、尋求合作。而世界范圍的左翼鼓動希臘對中國違約的言論，實質上就變成“西方中心主義左翼”及其附庸，受損的是中國人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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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調整與“黃金時代模式”背道而馳?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論充斥輿論界，盧荻卻認為，1990年代末期以來包括2008-2013年期間，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其實呈現出一個良好局面，大有趨同于1950-1970年代先進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模式”的可能。然而，2008年以來的各種政策調整，卻嚴重削弱了這種走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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