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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第5版“觀察”約請相關專家學者探討“中國之治何以取得巨大成功”，開篇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撰文《我們對自己的制度充滿自信》。

文章全文如下：

在長期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發展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逐漸探索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制度安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制度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它符合中國國情、具有獨特優勢。這一套制度的獨特性表現在許多方面，比如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即中國共產黨，它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獨有的協商民主制度，包括決策領域的民主集中制；在組織人事制度方面，中國通過有效選拔人才，實現選賢任能；等等。這些獨具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成為中國迅速發展的重要保證，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開辟新境界的重要制度保證。

《人民日報》8月27日第5版

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黨

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發揮領導核心作用。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這種制度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所謂“民主”。盡管中國的迅速發展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但他們還是無法理解中國的這種政黨制度安排，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獨具中國特色，它既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制，也有別于有的國家實行的一黨制。事實上，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包括中國政黨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起到了關鍵作用。

中國共產黨是代表整個國家和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和西方政黨的內涵完全不同。如今，西方的政黨理論日益教條化，它認為一個社會由不同利益集團組成，各個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代表，因此就要實行多黨制。各個政黨都代表不同群體的利益，然后通過競選和票決，得票多的黨獲勝，一個多元社會就這樣通過票數完成從分化到整合的過程。但實際上，這樣的設計往往過于理想化。從西方國家政治運行的現實看，投票反而擴大了社會分歧。一些非西方國家采用西方模式后之所以紛紛失敗，也是因為一旦社會這樣“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來了。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群眾整體利益的黨，而西方政黨則只是代表部分社會群體利益的黨。雖然一些西方政黨也宣稱自己代表國民的整體利益，但西方國家的多種民調結果表明，多數民眾認為自己國家的政黨被特定利益群體所操控，代表不了大多數民眾的整體利益。

西方國家的一些民調還顯示，中國的中央政府在民眾中的威望很高。例如，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等機構進行的民調發現，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支持率遠遠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民眾中的支持率。一些對中國抱有偏見的人總是盼望改變中國的政黨制度，這是脫離中國民情和國情的誤判。坦率地說，由一個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黨執政，然后每四年或五年換代表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另一個黨來執政，這樣的政黨制度安排在西方國家似乎天經地義，在中國則是不可思議的。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傳承。這個黨有自己獨特的使命觀，它代表著一種即使在內憂外患下跌入低谷也要奮力崛起的擔當和文化。中國共產黨不僅要對國家的發展和百姓的福祉負責，而且要對自己民族文明的延續負責。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們黨從成立那天起，就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就是要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國家強盛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

相比較而言，西方政治模式下的政黨，大多數只能算是部分利益黨，甚至是選舉游戲黨。與中國共產黨不同，這些政黨大都不對自己國家的整體利益承擔終極責任。例如，在一些國家，不同政黨選來選去，他們的政策主張可能互相沖突，但究竟哪種政策對國家長遠發展有利，這些政黨并不多加考慮，以至于最后在決策時又去依賴某些西方大國，失去自己的獨立性。相比之下，中國的執政黨則自覺對中華文明的興衰負終極責任。

中國也學習西方政黨制度的一些有益經驗，建立強大的現代政黨體系，但同時又擁有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兩者的結合使我們可以超越西方政黨模式，克服其帶來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確保黨始終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習近平同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出現顛覆性錯誤”，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出現了顛覆性錯誤，任何國家都沒有能力幫助中國恢復穩定。

民眾廣泛參與的協商民主

在民主制度方面，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這些協商民主渠道保證了廣大人民群眾有序政治參與。這種協商民主的廣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在西方國家，民主主要表現在政治領域內，尤其是國家定期舉行的最高領導人選舉。中國之所以采取協商民主這種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國情所決定的。中國人口規模大、疆域廣闊，意味著中國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國這么大的國家里，一個決定哪怕只有10%的人反對，那也是1.3億人反對。所以，總體上中國不宜采用簡單票決制中贏者通吃的方法，而應圍繞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實施中開展廣泛協商，努力達成共識。

中國獲得巨大發展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決策能夠考慮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中國的戰略規劃和實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經常感嘆，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長期的規劃，但西方國家幾乎沒有這樣的規劃。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多黨競選制度造成的，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就難以延續。中國今天已經形成了謀定而后動的共識，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決策制度，以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一系列具體的程序和方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得以進一步完善。從中國發展的實踐來看，中國民主決策的總體質量越來越高。

協商民主和決策制度涉及的范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形式之多樣、過程之復雜，都是西方人難以想象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行廣泛協商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中，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成功制定和實施了國家發展規劃。中國今天無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能做長遠規劃的國家，也是最能落實長遠規劃的國家。以五年規劃的制定為例，它需要相當長時間進行成百上千次各個層面的磋商和咨詢。正因為經過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宏觀決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總體上高于許多西方國家的決策。在美國，一個重要的決策，如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往往是在極小圈子里各種利益團體討價還價的結果。最后形成的決定和文件冗長繁瑣，執行力很差，不得不靠一批公關公司向公眾“出售”，最終還可能成為一紙空文。

還應注意到，中國一個地方的發展規劃也好、國家的五年規劃也好，上上下下的咨詢和磋商，媒體和網絡上對各種相關議題的討論，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民眾參與國家治理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還創造了大量發展需求，而且很多是中長期的需求。與西方許多國家無法進行中長期規劃的情況相比較，中國的制度安排顯然值得我們自信。

有效選拔人才的組織人事制度

在組織人事制度方面，中國可以做到更大程度上的選賢任能。事業成敗關鍵在人的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中國古代就有“治國之道，務在舉賢”“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的說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中國政治中的一種深層次的文化心理，從百姓到干部在心理上都認為治國必須靠人才。像西方那樣，能言善辯就可以競選當總統，與中國政治文化并不相符。在中國，整個國家從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一定形式的選舉”的組織人事制度。干部晉升必須經過初步考察、征求意見、民調、評估、投票、公示等嚴格程序。在今天全面從嚴治黨的背景下，干部選拔任用的條件和程序更為嚴格。

中國這種人才選拔制度與西方模式根本不同。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干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有獲得感。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在2016年受訪的中國民眾中，高達82％的人對國家發展方向表示樂觀，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參與調查的國家。盡管中國的選人用人制度還存在諸多不足，但它確實在選拔人才方面發揮了帶動中國發展的作用，并實際地改善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水平。

中國最高領導機構的候選人幾乎都有長期擔任地方領導或其他相應工作的歷練。在中國，即使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很難想象，在中國這種用人制度下，能力低下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有人迷信西方選票選人的模式。但實際上，西方的這種選人模式有可能讓不合格候選人出局，但也很可能選不出真正能力強的人。從西方選舉實踐來看，一方面真正有才干的人可能沒有機會或不愿意參加競選；另一方面，政府官員的任命受到“政黨分贓制”影響。選舉獲勝的國家首腦會用一些職位來回報競選“金主”或關系密切者，這就會根據政治利益而非能力來任命公職人員。政府官員中許多人沒有太多從政經驗，有的甚至將家人任命為政府高級顧問，富人當政的現象也廣受批評。然而，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追求選拔出盡可能卓越的領導人。這在實踐中當然有很大難度，但中國共產黨通過不斷創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漸完善人才選拔體制機制，堅持正確用人導向，糾正“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齡”的選人用人偏向，著力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優化選人用人環境，出臺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規定等。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選出執政能力強的領導人與確保不合格候選人出局的結合。

中國制度的優越性還體現在很多方面。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國的制度優勢和制度潛力將不斷得以發掘，中國人民的制度自信將日益增強。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