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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扒著媽媽的肩膀去了學校。下午，李榮惠來到學校門口等他放學，其間跟一個炸洋芋的阿姨聊天，阿姨說她兒子也曾在四中讀書，被同學欺負得輟學了。

接到陳泗翰后，李榮惠看到幾個黃頭發的少年在馬路對面，心里隱隱不安。 “媽媽，金威就在馬路對面。”兒子突然開口。她一看，那人直直盯著陳泗翰，兇狠的眼神帶著恨。她察覺到，兒子扒著她肩膀的手在顫抖。回到醫院后，她把情況告訴警察，警察說安全起見，以后還是不要去了。

2014年5月中旬，警方安排雙方家屬調解，在陳善坤的印象中，這次見面很平和，“過后就大變樣了”。

6月9日，剛過完15歲生日的陳泗翰接到逮捕通知。李榮惠稱，警察當時安撫他們說“先關著”，因為“死者家鬧得很兇”。

蔣宏去公安局做筆錄，聽警察討論此案時提起了“6.28”事件。2008年，甕安一名初二女生與同學外出時溺水身亡，家屬對鑒定結果不滿，坊間也出現各種傳言。6月28日，死者家屬拉橫幅上街游行，最終演變為一起針對黨政公安機關打砸搶燒的惡性群體性事件。六年過去，“6.28”的陰影仍未褪散。

四中學生說，李小東和金威曾因打架被學校處分過，開會時還在臺上亮過相，金威的口供也證實他和李小東、阿龍一起打過幾次架。

陳善坤很納悶，學校為什么要給李小東開一個“在校表現良好”的證明？當天陳泗瀚在學校被打了兩次，為什么沒有老師發現？事后他們找了學校至少10次，始終沒有見到校長，也找過教育局兩次，無功而返。

7月份第二次調解，陳家人下跪求情，李家不同意，在公安局里鬧。

李榮惠回憶，一審時，陳泗瀚最后陳述時向死者家屬道歉悔過，對方開始鬧場，像要沖下來打陳泗瀚，庭審不得不匆忙收場。辯護律師王雯征也記得，庭審時李小東的父親情緒很激動，不過庭審還是按程序走完了，并沒有倉促結束。

李榮惠以為還會開庭，等了一個多月，天天去法院門口守，有一次終于守到了法官，李榮惠追著他問多久開庭，他沒回答，只說別人家的人死了，她說別人死了也有個前因后果，假設我家孩子沒搶救過來，我去找誰？對方不說話了。

他們也私下聯系過李家，希望求一份諒解書，這關系到陳泗瀚的量刑。但李家不肯見面。數月后領到判決書，一看，8年。李榮惠在家哭了一天。

一審法院同時認定，本案的發生，系被害人主動挑起事端，被害人有明顯過錯。

民事訴訟時，李家起訴了陳家和賀翔家。陳泗瀚擔心班主任會受牽連，讓父母不要起訴學校，所以陳家只申請追加了金威等人為被告，共同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最后判決金家、賀家分別賠償8.7萬，陳家賠償15.2萬，其中11萬在事發當晚就給了李家。

宣判后，金家不服要上訴，李榮惠指著金父說：“你還好意思上訴，你家金威有什么權利打我兒子？”

她心里有冤氣，不愿再拿錢，也拿不出錢。家里本就沒什么積蓄，之前給的11萬里有6萬是政府補償，5萬是跟親戚借的。那段時間孩子住院治療、請律師等，花了不少錢，不得不抵押房子貸款。出事后她一直請假，沒多久就被工廠解雇了，僅靠丈夫一人工作，維持生活。

2017年未管所打來電話，說如果不交完賠償余款，陳泗瀚就無法減刑。他們又東借西湊，籌到四萬多。

在法院執行庭辦公室里交完錢后，李榮惠與陳善坤妹妹跪在李小東父母面前，求他們寫一份諒解書。其實案子已結束，諒解書也不能改變什么，他們只是想給孩子 “一點希望”。但無論怎么哭怎么道歉，對方都無動于衷。

李小東的父親至今恨意難消。今年7月，澎湃新聞聯系到他，他拒絕了采訪，并放話說要報復陳泗瀚。李小東的母親則通過伯母向記者轉達，她心情不好，不想見人。伯母說，電話里她一直在哭。

伯母對李小東的印象基本停留在初中以前：李小東和姐姐從小很乖，干活勤快，成績也不錯。鎮上沒有中學，姐弟倆初中去了縣城讀書，因為離家遠，父母給他們在縣里租了個房子，有空會去看他們。

出事時，李小東的父親在煤場拉煤。兒子離開村莊去縣城上學，經歷了什么，父子倆也許并沒有太多溝通。“我也不知道他那天為什么欺負別人，出了家門我就管不著了，一定是學校沒有教育好。”在“谷雨”的采訪中，他表示，從前他都是嚴加管教，有一次打兒子把棍子都打斷了。他也不認可“正當防衛”，因為第一刀是陳泗瀚先殺的。

李小東老家。

民事法庭上，李榮惠是自己辯護的。她說，在座的都是為人父母，都有兒女在外面讀書，如果說陳泗瀚犯了多大的錯，要判8年，還要賠這么多錢，那換作你們自己的孩子，一天被打了那么多次，你們作何感想？說完庭上很安靜。唯獨李小東父親頭一歪，回了句：“反正我家的死了。”

那一刻，她的憤恨無以復加，但胸腔卻像被死死堵住一般，什么也吐不出來。

申訴

一審后，陳善坤夫婦找了一個更有名的本地律師，對方信誓旦旦地說肯定會改判，改成防衛過當，頂多判5年。兩人都聽蒙了。

上訴時，他們提交了陳泗瀚的醫院檢查報告、全身是傷的照片，以及四中學生請求法院輕判陳泗瀚的聯名信。

這封聯名信是一審判決后陳泗瀚的同學自發寫的，共有56名學生簽字按手印。信上說：“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殺人犯，他曾經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也是一名積極向上的同學，更是這起事件中的一個受害者，一個需要你們保護的受害者。”

二審沒有開庭，維持原判。

此后兩年，沒有工作的李榮惠背著包到處遞申訴材料。材料是300元請人寫的，復印一張兩毛，這幾年光復印就花了上千元。

陳善坤則一天到晚盯著判決書看，逐字逐句反復琢磨，那幾頁紙都快被他翻爛了。“那時候我們什么都不懂，理解能力和判斷能力有限，哪怕差一個字，意思都不同。”

李榮惠跑了幾十家律師事務所，都說判重了，但沒人愿意接。她也知道本地律師的局限性，只是求一個心理安慰，走到哪兒都想問問，懂法的人對這個案子的判斷，跟他們想的有多大區別。既然區別不大，就要堅持下去。

堅持并不容易。材料要么遞不上去，要么沒有音訊，唯一有回音的是州檢察院——打電話叫她把材料拿回去。她走了很遠的路，拿到材料后，雙腳突然沒了力氣，蹲在地上哭了一場。

頭兩年，母親和姐姐們擔心她抑郁，每天輪流守著她，走到哪兒跟到哪兒。很多時候，她要不停地暗示自己“我的小孩還在，只要他活著就好”，內心才能獲得短暫的平靜。后來為了轉移注意力，她打了兩份工，每天忙得很累，晚上好睡一點。

陳善坤的狀態更差一些。他原來是一個能說會道、善于張羅的人，孩子出事后，他的嘴變笨了，記憶力退化了，“像變了一個人”。他的身體也不如從前，經常頭暈頭痛，有時痛到心慌、嘔吐，醫院檢查為腦供血不足。李榮惠覺得他是想太多了，休息不好。有時候他半夜起來，走來走去，把她吵醒，最后兩個人都睡不著。

每月一次的探視機會，每次半小時的會見時間，來回要趕90多公里路，他們從來沒有缺席過。每次進未管所，他們會先看墻上的公告，表現好的名單里經常有陳泗瀚，但減刑名單里總是看不到他。

有一次，他們參加未管所的幫教活動，可與孩子面對面地吃一頓飯。走的時候，李榮惠回頭看，發現兒子正沿著二樓窗邊跟著他們走。那一幕讓她無比心痛。

陳善坤一直覺得對不起孩子，身為父親，沒有教過孩子如何保護自己，出了這樣的事，又因為自己的無知，沒有給孩子爭取到好的結果。

“故意傷害”這四個字，就像一把刀，扎在他們心上。

2018年，他們看到昆山反殺案的報道，決定無論如何要找一個好律師申訴。李榮惠在網上咨詢了一些北京的律師，把起訴書和判決書發過去，仍只得到口頭安慰。直到林麗鴻對她說：“我接了。”簡單的三個字，差點讓她眼淚掉下來。

今年9月3日，最高法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雙方因瑣事發生沖突，沖突結束后，一方又實施不法侵害，對方還擊，包括使用工具還擊的，一般應當認定為防衛行為。不能僅因行為人事先進行防衛準備，就影響對其防衛意圖的認定。”

林麗鴻告訴澎湃新聞，她接這個案子，不僅因為它是典型的正當防衛案，更因為它呈現了校園暴力最悲慘的一種結局。“這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例子，我不惜一切代價給他翻案，就是因為他代表太多人了。”

出事后，陳善坤的手機里存了很多校園暴力的視頻，有些畫面極其殘忍。李榮惠不敢看那些視頻。她曾經目睹過一次校園暴力。一審后的某一天，她去二中附近的二伯家拿聯名信，在樓下看到一群初中生在打架，二三十個人打一個，有個人手里拿著一把約三十公分的西瓜刀，表情兇狠。被打的那個孩子被一腳踢到她面前，口鼻都在流血，眼神無助地看著她。她趕緊開門上樓報警，警察很快趕到現場。

“要是陳泗翰被打的時候，有一個人報警，可能他們都會得救。”李榮惠說。

林麗鴻能夠理解陳泗瀚當時不敢告訴大人的心理，因為大人通常只告訴小孩要好好學習、遵守紀律，卻沒有告訴他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怎么辦。“我們都是成年人了，但我們曾經也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