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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唐曉陽】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全球化路徑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年來，“一帶一路”的開展與西方國家“逆全球化”、“脫鉤”等政治運動形成了鮮明而又意味深長的反差。“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國際合作迎難而上，方興未艾，通過獨具特色的實踐在世界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兩種“全球化”

要深入理解中國的全球化路徑的意義，首先需要區分兩種“全球化”概念。一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興起的狹義的“全球化”：冷戰結束后西方借著政治勝利和科技發展積極推進全球自由貿易和經濟一體化，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生動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

可隨著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反移民、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沖突等現象的抬頭蔓延，媒體輿論的情緒發生了180度的轉變，越來越多地討論和宣揚“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

另一種“全球化”概念的歷史則要久遠得多，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開啟。在資本追求增殖的驅動下，美洲大陸被歐洲占領開發，亞洲非洲的新商路被開辟，工業革命后形成大宗資源與商品的國際流動，以及按照各國比較優勢構建了全球市場。資本長期獲取利潤需要生產力持續增長，而生產力增長的最有效途徑是細化勞動分工，加強專業性規模化，并不斷擴大市場流通。這一動力機制并沒有因為西方國內的政治動向而發生根本變化，依然推動世界各國增進經貿合作。

例如2018年底《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正式生效，2022年初《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地區性協議如《非洲大陸自貿區》也在2021年初生效。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及三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與此長期“全球化”潮流相順應，尤其在全球南方國家中得到了普遍歡迎和響應。

2022年3月25日，首趟中歐班列“長江號”在湖北咸寧緩緩駛出，奔向萬里之遙的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事實上，冷戰后狹義的“全球化”只是數百年來以資本增殖為驅動力的長期全球化進程的一個片段，其特點為西方所倡導的全球自由貿易。而近年來“一帶一路”的開展及西方意欲與中國“脫鉤”等動向，標志著長期全球化進程進入了以中國為關鍵元素的新階段。在此階段中，中國既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尤其是加強了發展中國家的互聯互通；又是反對全球化力量的主要關注對象，成為貿易保護主義和意識形態攻擊的目標。

世界體系的變局

全球化從西方為主導轉向圍繞著中國而展開，反映了這一持續幾個世紀的進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近現代，資本增殖“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1】 

隨著市場經濟和工業生產的快速擴張，收入與權力不平等的矛盾與全球化始終形影相伴。資本從全球化帶來的生產力顯著增長中獲取的豐厚利潤導致收入和階層兩極化，也導致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西方工業國家內部激烈的階級斗爭與社會動蕩。但此后這些國家一方面通過稅收福利和社會保障政策普遍提高了國內勞工階層的收入，緩解了國內矛盾，另一方面加大對殖民地和海外市場的掠奪，用國外的收入來維持發達工業國家國內的繁榮與超額收益。

利潤掠奪并不一定用直接的武力強權，而越來越多通過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巨大收益差額。例如蘋果手機前200家供應商里有50多家中國內地企業，但他們產品的價值僅占手機成本的5%，而蘋果作為手機設計方，毛利潤達38%。【2】其它發展中國家產品與發達國家產品的差異可能更大，生產數億件衣服都無法與一架飛機的利潤相比。

發達國家依靠對研發、品牌、金融等資本密集型領域的控制，取得超額利潤和對全球產業鏈的主導權，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能提供密集型勞力與自然資源，僅能在產業鏈底部獲取少量增殖，在產業鏈上的不同地位構成了當代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基礎。

欠發達國家在獨立后也依然是以發達國家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依附與邊緣，即使一些國家如日韓中東等國能取得顯著的現代化進步，但在西方資本主導的體系中仍進入不了核心，而只是位于半邊緣地位。【3】

在全球推進自由市場的本意是進一步擴展國際產業鏈分工，固化以西方資本為核心主體的等級制世界體系。然而，中國出人意料的快速崛起從根本上動搖了這數百年來似乎無往不利、堅不可摧的體系。

中國的突破主要源于其與以資本為核心動力的國際體系的雙重關系：中國的發展既遵循市場和資本的內在規律，又打破了原本由西方國家壟斷制定的體系規則，從而使人們看到世界體系新的可能性。與冷戰時期的計劃經濟體系以及前現代社會的小農自足經濟不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積極擁抱市場，鼓勵資本尋求利潤，以此來帶動生產力增長。但同時帶有紅色基因的中國政府又始終警惕資本帶來的國內與國際不平等問題，及時消除預防階層分化與固化的現象，以保證經濟和社會整體更平穩持久的發展。

通過從全局出發的主動改造而非零散被動的接受資本規則，中國成功避免了發展中國家常見的貧富兩極分化現象，更是一舉扭轉了長久以來國際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政治、安全、科技等領域，都對西方在國際體系中的統治地位構成了強勁的挑戰。

中國全球化路徑的內在本質

當中國在四十年市場改革歷程中穩步接入全球產業鏈和經濟體系時，西方國家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一獨特路徑所蘊含的力量與意義，而只將其視為世界資本體系新附加的邊緣或半邊緣地區。可中國的發展顯著地改變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機制，使西方國家沿用了幾十年的社會收入調節機制失去平衡。

研究者指出，在1980-2016年期間，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增長了831%，其中最低的50%增長了417%，最高的10%增長了1316%，最高的1%增長了1920%，約為最低50%民眾平均收入增速的4.6倍。同期美國與加拿大人均收入增長63%，但底層50%民眾僅增長5%，前10%則增長了123%，而頂層1%增長了206%，是底層增速的41倍。歐洲國家的貧富分化沒有如此嚴重，但其人均收入只增長了40%。【4】

中國崛起大幅減少了國際不平等。在1980-2016年期間，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增長了831%，其中最低的50%增長了417%

在上世紀末興起的全球化熱潮（即狹義全球化）中，中國崛起大幅減少了國際不平等，動搖了全球產業鏈原本固化的等級體系。但西方一些國家或忽視其國內不平等激增，任由貧富差距加大，或無力提振經濟活力，反而歸咎外國競爭，催生了民粹主義與相關的排斥全球化、敵視他國的意識形態。

中國作為體系變局的主要因素，自然成為民粹主義和仇外意識形態攻擊的重點目標。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傳統國際體系的主導者美國并非真正要反對全球化，而只是要建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全球化。

從特朗普政府2018年挑起貿易戰，試圖與中國“脫鉤”之后數年中，美國與全球各國的貿易還在增長，只是將許多原本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轉從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國進口，因為這些國家更容易為美國所控制，能維持傳統的等級制國際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