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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習金會上，習近平承諾了三個“不會變”：“中國黨和政府致力于鞏固發展中朝關系的堅定立場不會變；中國人民對朝鮮人民的友好情誼不會變；中國對社會主義朝鮮的支持不會變。”這些修辭顯示了一種立場，即朝鮮半島的自主性越強，越有利于中國的安全；以歷史傳統為依托，承諾對于朝鮮的責任，有利于半島和平進程——這一進程不僅涉及薩德問題和美軍撤出問題，而且涉及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和東北亞的區域整合。回顧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和漫長的伊朗核危機，美國在任何時刻都有可能放棄已經達成的協議，轉而動用武力。如果沒有中國、俄國等大國對于同一進程的介入和承諾，就無法提供朝鮮方面的安全需求，而安全需求正是啟動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的必要前提。基于19世紀以降大國平衡的教訓，任何大國的安全承諾都必須是在尊重朝鮮半島自主性的前提下的承諾，因此，尋找一種透明開放的國際框架，以確保這一前提，十分必要。在朝韓雙方的自主決定與充分考慮朝鮮的地緣安全需求之間，必須找到一種充分發揮南北雙方能動性、制約單極霸權主導的平衡點。

中國在這一進程中可以也應該扮演重要角色，但必須面對戰后的歷史遺產。Bruce Cumings于2017年秋季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指出：從1945年至今的七十多年間，太平洋戰爭的最大遺產之一是東亞地區強烈的相互仇視。戰爭期間，美國仇視日本、紅色中國、朝鮮共產主義者、越共等敵人，這些“敵人”也敵視美國。當專家們用日本奇跡等術語表述日本的成功秘訣之時，日本的反美主義已經很稀薄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和朝鮮半島的敵視，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與朝鮮半島對日本的警覺。不同于西歐的情況，東亞地區的歷史問題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時刻可能因為當代局勢的變化而轉化為負面的歷史資產。日本帝國主義之歷史并不是敵視或仇視的唯一根源，真正導致這一敵視狀態持續化的是隱藏在“自然化”和“無害化”的秩序和心態中的再造敵視狀態的霸權性構造。在這種霸權性構造的持續化下，敵視狀態可能因多種因素而發生局部緩解，卻不可能徹底消退，且隨時構成對和平進程與緩和趨勢的阻斷和逆轉。在“中國崛起”引發了區域關系變化的時刻，美國主導的對中國的國際遏制戰略也勢必導致情感關系的轉化。在面對這一重大國際局勢變化的進程中，中國尚未找到推動和平進程的最為有力的理念和方式。可以說，東北亞各方對于一個和平東亞的到來都明顯地準備不足。

如何推進和平統一進程與區域整合

2018年，朝鮮半島在極為危險的軍事對抗局勢下贏得了一個轉向和平的契機。這一契機也可能是推動東北亞全面和平的新起點。但無論世界格局，還是區域格局，均處于瞬息萬變的時刻。因此，需要動員各種力量，推動和平進程。這里不揣冒昧，提出幾點粗略的建議或思路，供進一步討論。

首先，由于南北雙方是在不同制度條件下謀求和平統一，一個加速但不是短促的進程是必須的。朝韓、中朝、中韓、朝美、韓美的磋商和首腦會談形成了一種態勢，朝俄、韓俄，以及朝日的會談也在計劃之中。這一進程需要保持加速的態勢，才能維系和改變朝美間的脆弱關系，并為這一關系提供多面的支撐。但加速不是速成，必須在長期進程中設定階段性目標，協同建構未來框架。為了維持這一態勢，朝與韓、美三方簽署終戰協議，是一個必要的步驟。只有在終戰狀態下，雙方的公民才有可能自由地互訪，不僅實現被分離家族的團聚，而且為和平統一奠定前提。

其次，在沿著無核化方向實現軍事和解的同時，實現全面關系正常化，在維持朝鮮自主前提下，幫助其經濟發展。在朝鮮方面做出切實可行的無核化承諾之后，應該以談判方式取代經濟制裁，重啟開城工業園，促進韓國與朝鮮的經濟整合。在中國方面，應該提供更多的技術和經濟援助，發展新義州與中國東北地區的經濟合作。在朝、韓、中、日、俄等區域國家共同參與的條件下，啟動新一輪的東北亞區域整合，促進南北雙邊和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及俄羅斯遠東區域的經濟聯系和社會交往，以多方參與的方式，建設包括鐵路和公路網線（如南北朝鮮之間的高速鐵路并與朝中鐵路、朝俄鐵路貫通，同時對舊的鐵路系統進行升級改造）在內的互聯互通的新模式，超越目前單極霸權主導的區域和全球秩序/無序。

金正恩訪問中國

第三，和平統一將是一個漫長的進程，政治統一是其中關鍵的一環，但并不是全部。在政治統一形成之前和之后，如何改變和摒棄南北雙方由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歷史所形塑的偏見，促進雙方的相互理解，實現雙方在歷史認知、社會心理和文化上的和解，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在這方面，不妨參考中國的經驗與教訓。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生活方式的差別也日漸縮小，但分裂勢力在政治上推動的“國家建構”運動，以文化建構的方式滲透在媒體宣傳、中小學教科書和其他形態的文化領域，成為臺灣分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大陸方面，關于臺灣的研究主要限于臺灣研究的專門學者，在大學和中學教科書中，有關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和其他方面的內容也較少涉及臺灣。這一格局是在內戰、冷戰的歷史中形成的，但至今沒有根本改變。香港于1997年回歸中國大陸，內地與香港的聯系日益密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整合極為迅速，但香港年輕一代的中國認識極為膚淺，有關中國的基本認識仍然深受殖民主義歷史、冷戰歷史的影響，而在中國大陸，對于香港青年運動的興起及伴隨其中的分離意識，大多數人感到困惑和不解。無論是朝韓之間的認識，還是中國大陸與臺灣、香港之間的相互看法，都不只是在雙邊關系中形成的，而是一個復雜的歷史和現實關系所塑造的。因此，媒體和教育內容的改革不僅是雙邊關系問題，而且也是一個重新認識19世紀以降、尤其是20世紀及當代世界的問題。如果不能徹底地清理殖民主義和冷戰的遺產，根本性地扭轉敵對和歧視心態，民族和解就難以真正實現。

最后，和平統一進程是一個民族主體的再造過程。正如2000年首次南北首腦會議后發表的《北南共同宣言》所說，“南北雙方同意通過全民族的共同努力自主解決國家統一問題”是一個基本共識，在分割六十多年之后，作為新的政治范疇的全體朝鮮人民不可能只是南北人民的疊加或總和，而且必然是新的政治主體性的誕生。因此，探索形成這一新的政治主體性的進程，也就是探索實現民族統一的道路。這一探索應該比諸如聯邦政府或松散式聯合政府等政治形式方面的設計更為寬廣，超越狹義的政治統一，而尋求經濟、文化和政治的新途徑。正如個人主體性永遠是一種互主體性一樣，民族統一或新的政治主體性的誕生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或進程，必然涉及全球與區域關系的變化和重組，因此，政治統一進程與新的區域整合和全球關聯的進程勢必是相互重疊的。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中國大陸與臺灣、香港之間的關系困境不僅是歷史的產物，也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條件下不平等發展的結果。在中國大陸方面，如果不能在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發展出一套區別于新自由主義的、更加公平、更加融合也更加尊重文化多樣性、更有利于生態保護、更能夠提供人們創造活力的發展道路，就難以突破沉重的歷史包袱；在臺灣和香港方面，如果不能對于東北亞區域內不平等狀況以及臺灣、香港的戰后經濟發展，置于冷戰構造內部加以審視，就無法擺脫殖民主義和冷戰史觀投射在其中國認知上的巨大陰影。

金正恩與特朗普在新加坡進行會晤

對于朝鮮半島南北雙方而言，殖民主義歷史和冷戰狀態對于朝鮮的經濟困境與韓國的依附性發展的根本影響已經深深地烙印在由媒體、教育等所創造的社會心態之中。為此，不僅在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之間，或在臺灣海峽之間，而且在整個東北亞區域，展開重新認識當代世界、探索區域和平和自主發展道路的討論，是極為必要的。從南北雙方的敵對狀態向新的“我們”的過渡，不僅需要在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超越危機重重的新自由主義版本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而且需要探索重塑區域關系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南北雙方的和平統一進程在汲取雙方和共同歷史遺產的同時，更需要在探索新道路的過程中并肩前進、相互融合。朝鮮半島南北雙方關于民族認同與統一的共識極為珍貴。這一共識意味著和平統一進程可以在民眾普遍參與的基礎上進行，而不只是少數政治家、精英人物之間的策略權衡或大國平衡的結果。這一民眾普遍參與的狀態是和平統一進程的自主性的基礎。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應該也可能成為推動整個東北亞地區和平進程和區域整合的契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