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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意義上，我所說的“短世紀”不同于霍布斯鮑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的作為“極端的年代”的“短20世紀”。對于霍布斯鮑姆而言，20世紀是一個失敗的世紀，占據中心地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以及錯雜其中的各種形式的排外主義、種族主義、國家專制和暴力。對他而言，19世紀是革命的年代，而20世紀沒有真正的創新。這一判斷是建立在對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懷疑——尤其是對蘇聯的否定——的基礎上的。在他的世界里，短20世紀是與漫長的19世紀相互銜接的。

現在回到你的問題上來：如何定位“ 五四”在短 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位置？從陳獨秀開始，歷來的論述都將其定位在物質、制度和文化的序列變革之中。陳獨秀在《吾人最后之覺悟》一文中將明末至“五四”的中西接觸分為七個時期，其中鴉片戰爭后的洋務運動為第三期，戊戌變法為第四期，辛亥革命為第五期，辛亥革命后的文化運動為第六期，然后“共和國體果能鞏固無虞乎？立憲政治果能施行無阻乎？以予觀之，此等政治根本解決問題，猶待吾人最后之覺悟。此謂之第七期，民國憲法實行時代”。(1) 這一觀點此后為許多人繼承，雖然分段略有不同。例如左舜生就說：“原來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第一是堅甲利兵，第二段是工商業和政治，第三段才是思想學術以及文學藝術等等。關于這種認識的進度，我們雖然不能就時間上劃出很明確的段落，但甲午以前停留在第一段，甲午以后則進入第二段，一直到‘五四’前后，才算是真正走進了第三段，這大致總是不錯的。”(2) 在“五四”80周年之際，金耀基重述他在《從傳統到現代》里提出的觀點，即“五四的歷史定位應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里程碑。中國現代化由洋務運動的‘器物技能層次’，轉升到變法維新，辛亥革命的‘制度層次’，再轉到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行為層次’。”(3)

這些論述將“五四”視為近代變革由外而內的一個深化過程，揭示晚清至民初的思想脈絡。在文學史上，所謂“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論述也可視為這一階梯式演進的歷史敘述的產物。從若干運動的要素來看，“五四”與晚清的連續性的確存在，但從短20世紀的誕生的角度觀察，這一進程不只是一個深化的過程，而且也包含了轉折性的意義。要素的連續性不足以說明歷史的轉折。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在美國和日本兩大太平洋勢力崛起的背景下發生的，也是在歐洲向帝國主義轉進的進程中發生的。在這一廣闊的世界歷史背景下，所謂“亞洲的覺醒”標志著一個革命序列的展開——不同于19世紀的革命，為20世紀開辟道路的革命全部發生在資本主義的邊緣區域。這個革命浪潮的第一波是1905年俄國革命，在其諸多內外條件中，發生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是一個重要契機。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同盟會也在這一年誕生，思想領域的潮流從改良轉向革命，也以此為轉捩點。1905–1907年的俄國革命，1905–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7–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05–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1915年–20年代前期的“五四”文化運動，1924–1927年的大革命，1928年之后的土地革命戰爭，構成了一個亞洲革命的序列。

在我看來，20世紀的誕生是由一組革命為開端的，而不是由一次革命為開端的，是全球性的，又植根于各不相同的條件。革命的形式伴隨其主要任務而發生變化，可以是政治的革命，軍事的革命，也可以是文化的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將康有為設定為主要對立面，表示它不是簡單地位于戊戌變法的延長線上，而包含了轉折性的意義；“五四”文化運動又產生于一戰和共和危機條件下的反思，無論其激進方面，還是其保守方面，都包含了對資本主義危機——社會危機、戰爭危機和文明危機——的反思，相對于辛亥革命，這也包含轉折的意義。毛澤東從共產黨人革命的角度說“五四”運動代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并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開端溯源于此，也是基于這一序列性變化及其轉折的意義。

毛澤東重視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這一脈絡伴隨著蘇東解體而在歷史研究中逐漸退居次要位置。霍布斯鮑姆說，短20世紀與一個國家的命運相始終，指的是蘇聯；談論短20世紀而忽視蘇聯的誕生和演變幾乎是不可能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及隨后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出現是20世紀的重大事件，但不是唯一事件。十月革命不僅可以從歐洲戰爭和俄國國內狀況出發加以分析， 也可以從上述亞洲序列革命的脈絡中進行闡釋。霍布斯鮑姆的短20世紀以1991年蘇聯解體為終結點，但如何解釋中國、越南等等經歷了20世紀社會主義演變的國家的持續存在與發展？從中蘇論戰開始，蘇聯模式的普遍性就在社會主義體系內部遭到了公開的理論質疑，這也表明蘇聯模式不是20世紀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冷戰的終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幾乎從冷戰的兩極格局大致奠定的同時就開始了，我認為這一過程包括從萬隆會議到蘇聯解體這段漫長的時間。伴隨這一過程的結束，短20世紀的革命能量似乎也耗盡了，但是否真的終結了呢？如果是，又是以什么形式終結的呢？由于中國道路的獨特性，20世紀的很多主要遺產以一種未完成狀態一直滲透到21世紀內部。作為一個整體，一個持續的革命進程，似乎過去了，但沒有徹底消失。如何描述這些關系，這是一個問題。我最近在編輯文稿時，將“世紀的終結”修訂為“世紀的綿延”，以區別于各式各樣的“終結論”。

“五四”時期激烈的思想沖突事實上為此后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脈絡及其相互關系提供了線索。“五四”文化運動針對的不是舊王朝，而是共和的失敗；它基于對共和失敗的診斷而試圖在文化上為新政治奠基，從而包含了激烈反傳統的內容，但其針對的已經不再是舊世界。在這一點上，它與俄國十月革命有些相似之處。我們看這一時代的主要思想潮流，激進派如陳獨秀、李大釗受十月革命的影響而向蘇維埃主義轉變，相對溫和的社會民主派如張君勱、張東蓀對資本主義危機有較深認識，希望通過社會政策解決這些問題；梁漱溟的平民社會主義，杜亞泉的新舊調和及獨特的國家主義論，則試圖將中國傳統作為超越資本主義危機的另一參照系。這些思想脈絡都包含著對19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構造的批判。在20年代，被自由派奉為宗師的杜威、羅素乃至泰戈爾，其思想和趣味中都包含了內涵不同的社會主義要素。

五四運動  圖自鳳凰國學

如何理解“五四”乃至“短20世紀”的當代意義，或許可以從當代世界的兩大潮流來加以判斷。這兩個潮流有其對抗性，從現象上看，可以概括為極度世俗化的潮流和重新宗教化的潮流。極度的世俗化不是20世紀意義上的世俗化，甚至也不是18世紀啟蒙運動意義上的世俗化，而是資本主義關系深化意義上的世俗化。這是一個以經濟為主導的世界，一個使市場經濟凌駕于所有社會關系之上的進程，一個由金錢拜物教支配的金融資本主義世界。與此相平行或對抗的，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的宗教革命和再宗教化過程，其中也包括極端的宗教化潮流。這一過程是在20世紀社會主義式微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兩個進程以大規模去政治化為條件，或者說，以不同形式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為前提。

當代思想正在承受去政治化的后果。如何克服去政治化的政治也需要著眼于面對上述兩大潮流或現象。左翼和左翼的自由主義對于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觸及了當代世界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基本問題，但對于文化和宗教問題缺乏有力的理論介入；不同類型的文化保守主義沒有準備好對于新一輪宗教擴張的闡釋和理解，更不用說由于忽略對經濟制度的研究而難以提出切實的應對方法。20世紀試圖創造一種基礎性的政治文化，其基本取向是世俗的，反對讓整個社會生活被宗教世界徹底主導，但同時拒絕臣服于資本主義經濟凌駕于一切之上的社會體制。“五四”文化運動通過提出文化價值，重新界定政治的內涵，不但為培養一代新人提供了契機，也試圖為未來社會提供藍圖。現代的大學制度是在這一背景下成型的，許多社會組織和勞工運動等等，也是在這一潮流中誕生的。因此，文化運動與制度建設之間的互動，為此后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我并不是說重訪“五四”文化運動能夠給我們提供什么現成的答案， 但五四一代以文化運動為方法，重新界定政治議程的方式，值得我們再三思索。

《東方學刊》：如何理解“五四”運動與政黨政治的關聯？

汪暉：“五四”文化運動興起之時，還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力量，絕對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能夠把文化運動的多重要素納入其內部。“五四”之后就不一樣了，從此之后，大多數文化運動都很難擺脫政黨政治的框架。三十年代的新生活運動是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與此相對應的新啟蒙運動，是共產黨的新啟蒙運動。這兩個運動都是文化運動，但都是在政黨政治框架下的運動。文化大革命包含對國家、政府和黨本身的批評，試圖沖破官僚制的框架，但黨的領導實際上始終是其不可忽略的基本方面。也就是說，在二十年代之后，“五四”的模式已經被自己創造的結果所改造了。1919年，毛澤東寫《論民眾的大聯合》，涉及了政黨與民眾的聯合之間的關系問題，他說：“溯源吾國民眾的聯合，應推清末諮議局的設立，和革命黨——同盟會——的組成。有諮議局乃有各省諮議局聯盟請愿早開國會的一舉。有革命黨乃有號召海內外起兵排滿的一舉。辛亥革命，乃革命黨和諸諮議局合演的一出‘痛飲黃龍’。其后革命黨化成了國民黨，諮議局化成了進步黨，是為吾中華民族有政黨之始。自此以后，民國建立，中央召集了國會，各省亦召集省議會，此時各省更成立三種團體，一為省教育會，一為省商會，一為省農會。（有數省有省工會。數省則合于農會，象湖南）。同時各縣也設立縣教育會，縣商會，縣農會。（有些縣無）此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種團結。”但此時還只是將政黨與一般社會團體作為大眾聯合的機制，而沒有從政黨政治與大眾運動的關系的角度思考新型政黨政治。那時候不但毛澤東沒有將民眾的大聯合與新型政黨政治直接關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也并不熱衷政黨政治。民初政黨是在議會政黨制下產生出來的，常常跟軍閥政治和地方政治糾葛在一起。這樣的政黨政治缺少新的信仰和制度，缺少內在價值和動力，也缺少用新思想武裝起來的干部。新型政黨政治是在“五四”文化運動中孕育成熟的。由于新的政黨面臨著舊的國家框架，議會政黨制背后還有軍閥政治的陰影。因此，新政治要想站住腳，就需要與軍事制度相互結合。孫中山提出了建立黨軍的問題。北伐的骨干力量就是黨軍，而黨軍的主要干部就是新青年。青年、農民運動、工人運動、民眾大聯合、軍隊，在新型政治組織的推動之下，實現了結合。

青年、民眾、政黨、軍隊這四個最基礎的要素相互關聯，其影響是深遠的。在國民黨改組的背景下，出現了新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國共合作，奠定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基礎。在“五四”運動之后，孫中山曾經對國民黨人提及新文化運動在動員、組織和教育青年方面的作用，提出國民黨人需要從中汲取能量。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精英、大眾、政黨、軍隊、新政權等等要素產生相互連接。國共分裂，共產黨撤退到鄉村，這些新的要素在軍事斗爭和土地革命中再度重組，將軍事斗爭、土地改革、蘇維埃建設以農民為主的群眾運動、黨的建設融為一體。因此，我們看到了并行的兩重政治運動：一個是以國民黨為主導重建中央集權的進程，收編各地軍閥，拓展新的國家建設；另一個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以鄉村為根據地的蘇維埃國家建設運動。我把后一個運動稱之為人民戰爭，即一個將上述各種要素綜合在一個動態的政治過程中的運動。在人民戰爭中，青年、民眾、政黨、軍隊之間的結合， 既富于活力，又非常深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共產黨統治的大量地區已經進行過土地改革。這些進程越出了“五四”文化運動的框架，但處處都可以看到這一文化運動的多重影響。“五四”文化運動是文化運動，又是再造政治的運動；沒有文化運動和文化政治的政黨政治，勢必蛻變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權力政治，不但無從聯結青年和群眾，產生真正屬于未來的理念和骨干，也無法推動政治自身的更新和改造。

本文注釋：

(1)   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載《青年雜志》，第一卷第六號（1916年2月），第1–4頁。

(2)   左舜生：《中國近代三度改革運動的檢討：戊戌，辛亥，五四》，載周玉山編《五四論集》，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81頁。

(3)   金耀基：《五四與中國的現代化》，載郝斌、歐陽哲生編《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63–64頁；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6年，第161–166頁。

采訪整理：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汪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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