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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獨特性是在體系性分析內部展開的：

首先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間接性而非直接性，從而存在著中國白色政權之間的持續戰爭和分裂。［27］這是中國不同于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內局勢，也不同于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局勢的獨特性所在，即一種不平衡的連同發展狀態。

其次，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條件不僅在于存在著大量的貧苦農民（這是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生產形態在這一階段綜合性發展的形態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地區存在革命的經驗和動員。［28］

第三，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取決于是否存在全國性革命形勢的發展。［29］

第四，如果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而僅僅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隊，也不能造成割據局面，尤其是無法造成長期的割據局面。［30］

最后，如果沒有有力的革命組織，或雖然存在有力的組織，但經常犯政策性錯誤，則紅色政權也不能存在。［31］

事實上，毛澤東的分析在當時并不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所理解，他的寫作既是為現實的斗爭提供戰略和策略，也是以理論分析的形式與黨內的其他主張進行斗爭和論辯。

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汲取了列寧有關帝國主義時代的理論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標題也讓我們想起《火星報》的題詞。在廣闊的中國鄉村，通過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將軍事斗爭、社會改造、統一戰線、政權和黨的建設綜合在一起，鍛造出以農民為主的前所未有的革命生力軍，這就是人民戰爭。

人民戰爭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概念，而是一個政治范疇。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條件下，人民戰爭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也是創造與這一政治主體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它的自我表達形式的過程。在人民戰爭中，現代政黨的代表性關系被根本地轉化了，以農民為主要內容、以工農聯盟為政治外殼的人民這個主體的誕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邊區政府、政黨、農會和工會等等）的產生或轉型。

人民戰爭的一般原則包括：一，只有動員和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二，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而且還必須有地方的武裝和民兵；三，兵民的范疇意味著一個與軍事斗爭密切相關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為中心的政治過程。

在抗擊新冠病毒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醒目地訴諸這一傳統，將抗疫斗爭概括為“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阻擊戰是對戰役目標的界定，而人民戰爭和總體戰則是對斗爭性質的概括。人民戰爭體現為群防群控，從社區－家庭、單位－個人到不同層級政府的上下貫通，而總體戰顯示這場斗爭是國家體系和國家能力的全面動員。20世紀的人民戰爭是克服帝國主義國家總體戰的基本方式，從而人民戰爭與總體戰是對立的范疇，而在21世紀，當疫情催生全面國家動員之時，政黨再度訴諸人民戰爭的模式，形成新型上下貫通、橫向支援的社會動員。

在抗疫第一階段，全國各省派出四萬多醫護人員馳援武漢，江蘇一省以市為單位派出13支醫療隊，街道、村鎮、學校、工廠和各商業機構成為抗疫的基礎單位。［32］沒有“人民戰爭”，國家體系常常陷入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陋習。疫情初期，中國及時向WHO和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通報了疫情，提供了較為準確的研究成果，但疾控直報系統未能有效運行，地方官僚系統對于前所未有的突發性疫情缺乏敏感，判斷失誤，依舊在穩定和保經濟發展的邏輯下習慣性地壓制輿情、貽誤戰機。

全面有效的抗疫動員是在中央政府直接干預下形成的。與20世紀人民戰爭不同，抗疫“人民戰爭”是在國家總體戰框架下展開的進程，其目標是以全民動員、科學防治的方式阻擊病毒，而不是生成新的政治主體。

在緊急狀態之下，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滿足人民日常生活需求被置于首要地位，資本增值與擴張退居次要地位，“人民戰爭”的罕見能量得以重新煥發，為抗疫第一階段的勝利提供了最大保障。西方許多評論者將中國抗疫過程歸功于“集權主義”，卻無法辨識國家動員體制下“人民戰爭”的能量，也未能區分人民戰爭與總體戰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

這一在緊急狀態下—抗洪救災、抗震救災、抗疫救災—一再呈現的能量能否突破其作為動員手段的命運，重新煥發人民的主動性和能動性，再度催生“現代君主”與人民的同一性？在當代條件下（經濟、技術、傳播方式等等），這一能量能否彌合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斷裂，為新型社會-政治形式提供動力？

在媒體和知識精英紛紛談論瘟疫將改變未來世界秩序的話題之時，這是一個需要再度陳述的歷史經驗：沒有新政治就不會有新秩序。因此，問題依舊是：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