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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6日的一篇報道表示，全世界至少有十幾家制藥公司正在為新冠肺炎研制疫苗或抗病毒藥物及其它治療方法而努力，但這些制藥公司表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參與疫苗研發的一家制藥公司高管表示，疫苗的投資成本高達8億美元。其次，即便加快這一過程，也需要一年多時間才能獲得批準。葛蘭素史克全球疫苗部的首席醫療官托馬斯.布魯爾博士表示，疫苗研發至少需要12-18個月，這意味著對于當前的嚴峻形勢至少是對于中國來說不會有任何益處。美國藥企吉利德兩名高管表示，為已經生病的病人尋找治療方法比給健康人注射疫苗會更快地獲得藥物批準，與疫苗相比，治療藥物的臨床試驗規模可能更小，持續時間更短。

按常規的疫苗開發流程，無法在短時間內開發出可用于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如果非要盡快拿到可用的疫苗來救急，那就只能特事特辦，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說了算。特事特辦，就必然有所取舍，“取”是為了證明疫苗大致有效，“舍”則是簡化驗證的過程。

常規的疫苗開發流程，要求充分證明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這其中最難的是“充分證明”這一點。疫苗的有效性往往要經過大型臨床實驗的檢驗，可能需要納入數千被試者，等上一、兩年乃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充分證明疫苗的預防效率。在救急的前提下，不能要求“充分證明”疫苗的防護效率——因為充分證明所需時間太長。一個可能的策略是，用替代性的臨床標準加以驗證。比如，只要接種疫苗的被試者，有很大比例產生了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中和抗體，就可以大致判定疫苗有效。如果用上述替代性的標準進行簡單的驗證，有兩三個月時間就可能得到初步結論。

常規的疫苗開發流程，證明疫苗的安全性也需要大樣本臨床試驗和較長的時間。從歷史數據來看，某些疫苗的不良反應率很低，只有在大樣本臨床試驗的前提下才能發現。比如兩三千人里面有一例嚴重不良反應。如果要在短時間拿到可用的疫苗，就不可能使用成千上萬人的樣本量來排除一切可能的不良反應。

常規的疫苗開發流程，還需要制定非常精細的生產工藝流程（業內稱為CMC，chemistry，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一般來說，如果生物制藥企業能在12個月內完成生產工藝流程的開發，已經屬于業內頂尖水平。因為生產工藝流程的每一個步驟和細節，都需要精細的驗證。比如，疫苗可能是細胞生產出來的，那么細胞培養使用什么生物反應器，生物反應器設置什么參數，使用哪些培養基，銜接哪些下游純化工藝，都需要用大量實驗數據來驗證。如果連12個月都等不了，那就只有省略一些驗證環節，采取拿來主義的方法，盡可能借鑒已有的相似的流程，按照“能用就好”的思路把生產工藝盡快打通。

針對新冠肺炎，已有多個國家對病毒分離，疫苗研發以及治療方法開展了研究探索，世界各國能否通過合作共享進一步加快治療和預防技術的開發？對此，筆者認為，各國科研人員存在合作開發的可能性，但不能高估其作用。生物制藥是現代工業文明中最高端的技術領域之一。只有基礎科學研究極為強大、中高端人才眾多、資本也比較活躍的國家和地區，才能支撐得起生物制藥產業。縱觀全球，真正擁有生物制藥產業的國家和地區，也只有美國，中國，歐盟這三大板塊，加上日本等極少數國家。在“第一梯隊”的國家之間，開展有意義的研發合作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但不宜對此抱有過高的期待。

就在今年1月28日，哈佛大學化學與化學生物學系主任利伯（Charles Lieber）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逮捕，“罪名”是他曾從武漢理工大學—哈佛大學納米聯合實驗室獲得174萬美元來源于中國政府的科研經費。在業內享有崇高威望的美國學者，只要和中國沾個邊就能被安上個“里通外國”的“罪名”，由此可見，美國政府現在對于與中國的科研合作已經風聲鶴唳到何種程度。在這種政治風向下，指望美國政府支持美國科研人員與中國攜手抗擊新冠病毒，未免過于樂觀了吧？

所以，寄希望于“外援”的思想絕不可取，立足自主研發的技術成果抗擊疫情才是正道。中國在惡性傳染病領域所做的基礎研究工作處于領先地位，相信中國醫學科研人員能在應對新冠肺炎的戰場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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