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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葉維杰、施蘭茶】

9月10日，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正式在印首都新德里閉幕。G20峰會期間，印總理莫迪可謂大放異彩，不僅推動各成員國達成聯合公報，更是先后與美、法發布聯合聲明，面子里子掙了個盆滿缽滿，足足“過把癮”。

然而，在印G20“大獲全勝”的背后尤有一件值得關注，且正在印國內輿論場發酵之事，那便是“印度改名”。改名一事其實并不復雜：以莫迪為首的印人黨政府企圖以國家的印地語名“巴拉特”（BHARAT，又譯婆羅多）取代其英文名“印度”（INDIA），達到更徹底實現“本土化”的目的。

事實上，印度國名歸屬問題這一“國本”之爭此前便已上演過。英屬印度時期，南亞次大陸居民普遍以“Bharat”“India”“Hindustan”三詞稱呼彼時的印度（包括現在的印度、緬甸、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部分）。獨立期間，印社會各界主要圍繞以上三詞就國名采用一事展開激烈辯論。“Hindustan”因其“印度教徒之地”的含義被率先排除，后堅定世俗主義路線的尼赫魯出于兼顧國內其他宗教信仰者的考量態度，在巴拉特和印度這兩大熱點名稱中采取了折中做法，從而便有了印度憲法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印度，即是巴拉特，應是一個聯邦。（India, that is Bharat, shall be a Union of States.）”這也意味著，印度和巴拉特是可以互換著使用的。

然而，問題是，盡管憲法對國名已有定論，印社會各界仍廣泛使用“印度”“巴拉特”“印度斯坦”這三個名稱，同時學界亦基本達成“根據語言環境”靈活使用上述名稱的共識。這一現象表明，印度有關國名的爭論從未停止。

其中，部分強勢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要求將憲法第一句的“印度”“巴拉特”調換位置，改為“Bharat, that is India, shall be a Union of States”。更有甚者直接要求刪除“印度”，僅保留“巴拉特”。例如，2004年4月，印度社會黨（SP）提議在憲法僅采用“巴拉特”之名，以此遏制西方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所助長的文化墮落，以保護印度國家安全。但毫無例外，此類舉措均遭到印最高法院的反對。

那么，“巴拉特”一詞究竟有何魅力，竟讓莫迪政府直接借G20峰會之機“先斬后奏”，不惜采取先在國際活動上更改國名以營造某種既定事實，之后再在國內完成相應程序的“先外后內”的打法推動變革？

印度總理莫迪在G20峰會發表講話，座簽上使用的稱呼是“BHARAT” 。圖自歐洲通訊社

“印度”和“巴拉特”

首先，應從“印度”“巴拉特”二詞的由來及意義說起。印度斯坦由Hindu發展而來，公元3世紀時被波斯用以指代印度河流域地區，后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敘事下被賦予政治、宗教意義。而印度（INDIA）的名稱起源于“Sindhu”一詞的音譯。Sindhu為印度河的名稱，記載于現存最古老的印歐語文本《梨俱吠陀》中（創作于公元前1700-1100年）。后因發音系統的差異，彼時同印度接觸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將“S”讀成“H”，將印度河流域附近的地方（如今巴基斯坦信德省）統稱為Hindu。

公元前486年，波斯帝國大流士一世用“Hidush”稱呼被其征服的“印度土地”。后經多方輾轉發展，“印度”被希臘人稱為?νδ?α（Indía）。之后古英語（公元5世紀中葉至12世紀中葉之間）通過吸收希臘術語，發展出India這一詞匯。再后來該詞受法語影響，演化為Ynde或Inde取代，被用于早期現代英語（15世紀后半葉至公元1650年）。自17世紀起，隨著英國人逐步在南亞次大陸擴張勢力，India被重新使用，用以指代當時的南亞次大陸。

直到英國殖民者最終完成英屬印度版圖的擴張，“印度”這一名稱被正式賦予地理、政治意義。由此看，India這一名詞起源于印度河（Sindhu），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阿拉伯、希臘、法國、英國等不同文化的影響，最終成為涵蓋如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等國家集群的地理名稱。

而“巴拉特”則為純粹的梵語、印地語詞匯，英文轉寫為Bharat，在印地語語境下等同于“印度”。該詞最早可追溯至早期的印度教經典文獻，具有多重含義，既可以指古印度的君王、婆羅多部族，也可以指代南亞次大陸。在《往世書》等早期梵文文本中，巴拉特指代婆羅門教（印度教的前身）社會制度盛行的超區域和次大陸地區，存在空間和社會層面的封閉性。

按文本釋義，巴拉特是一個有著天然邊界的區域，廣義上來說指代海洋和喜馬拉雅山脈之間的所有區域，同時受特定社會秩序所約束，但并未指向任何一個邊界明晰的地域。因此，長期以來，巴拉特更多指代特定空間下的社會秩序，而非某一地理、政治實體。直到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知識分子才賦予巴拉特全新內涵，同時將其政治化，即宣稱巴拉特是印度的“古名”。

通過對比可得出，“India”所指幾乎囊括整個南亞次大陸，是一個完整的地理、政治實體，具有空間和政治的統一性，而“Bharat”主要指代一種特定的社會秩序。基于此，反對改名人士宣稱的“印度這一名字更具有品牌價值”這一說法具備相當張力。但對于注重印度教民族主義事業的印人黨政府來說，“巴拉特”無疑更加有助于其開展民族事業。印人黨官方人士對“改名”一事的回答不全面但足夠清晰，“巴拉特是本土文化的象征，可擺脫殖民主義色彩”。

印度外長回應改名爭議 視頻截圖

改名原因

其次，“改名”和印近期各黨派的政治動態有關。從時間順序上來看，莫迪政府借G20突然提出“改名”有一定的緊迫以及局限性。但若是將其同印內部政治動態結合，便相當合理了。

2023年7月，眾反對黨宣布結成新聯盟——印度國家發展包容性聯盟（Indian National Developmental Inclusive Alliance，INDIA）。在名頭上，反對黨聯盟就獨占了個“印度”，這自然不能為向來在政治斗爭中久居上風的印人黨所接受。自此，印人黨便頻繁提及“改名”一事，又恰逢G20峰會這一絕佳時機。9月5日，印總統穆爾穆在致G20領導人的晚宴邀請函上以“巴拉特總統”而非“印度總統”的名義稱呼自己。9月9-10日，莫迪在G20峰會上使用“BHARAT”的銘牌而非“INDIA”，一舉將“改名”事件推上高潮。

自此，在國際上的“印巴之爭”有所緩和的背景下，印度在其國內又人為地制造了一起“印巴之爭”，似乎不存在任何緩和余地。

更有意思的是，部分分析人士甚至建議巴基斯坦改名為“印度”，理由是“India”最初所指代的印度河流域地區正是如今巴基斯坦所在。基于此，“印巴之爭”變為“巴印之爭”亦有可能。

最后，還應結合莫迪的政治野心。自2014年上任伊始，莫迪便致力于推動印地語成為國語和促進基于民族之上的國族認同，即為“國語進程”和“國族再造”。然而，印度《憲法》規定的22種印官方語言中無任何一種語言被賦予國語地位。發展至今，全印將印地語作為第一、第二或是第三語言的人數不足50%， 70多年前尼赫魯政府所做不到的事，想必莫迪政府如今也很難實現——語種多樣的南印首先便不會同意，更不用說反對黨了。

莫迪政府大張旗鼓營造“改名”一事或許正是基于此考量，即通過更名在國民心中種下帶有民族歸屬感的心理暗示，之后為印地語徐徐圖謀“國語地位”一事。

同時，莫迪推動改名的準備充足。據印媒披露，莫迪政府9月18-22日擬舉行議會特別會議，其中最為關鍵的兩大議程便是“改名”和“同時舉行人民院選舉和邦級選舉（一國一選）”。莫迪政府對后者的解釋是削減選舉預算、節省時間，但其增加選舉勝算的意圖不言自明。

另外，盡管“一國一選”的通過難度較大，但仍可反映莫迪政府正盡可能消除“改名”帶來的不利影響，以期實現連任。這進一步反映莫迪政府以選舉利益為中心的目的導向，及其所謂的印度文明國家理念——不過是一種狹義的、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的民族國家。

當地時間8月31日，反對黨組成的“印度國家發展包容性聯盟”在孟買舉行第三次會議。圖自印媒

未來如何？

改名一事，說小不小，說大不大。荷蘭（Netherlands，原為Holland）、斯里蘭卡（Sri Lanka，原為Ceylon）、泰國（Thailand，原為Siam暹羅）、緬甸（Myanmar，原為Burma）等國先后均更改了其國名。印度國內的孟買（Mumbai，原為Bombay）、金奈（Chennai，原為Madras）、班加羅爾（Bengaluru，原為Bangalore）、加爾各答（Kolkata，原為Calcutta）、科欽（Kochi，原為Cochin）等城市亦先后拋棄其具有殖民色彩的名稱。

但對絕大多數印度教徒而言，“印度”僅是一個領土概念，而“巴拉特”的含義則不止于此。印民眾贊頌國家時通常說“巴拉特母親萬歲”（Bharat Mata ki Jai），而不是“印度萬歲”（India ki Jai）。因此，將國名改為“婆羅多”更能激發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懷。

問題是，莫迪若要成功推動國名更改，需議會上下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數同意。但印人黨近期在南印卡納塔克邦選舉的頹勢表現（以66比135負于國大黨）證實，印人黨鼓吹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敘事存在局限性，即所謂主義無法取代發展，情感牌無法填補物質空缺。

但無論成功與否，印人黨政府將“巴拉特”置于“印度”之上已是不爭事實，必然進一步加劇以印人黨為首的“巴派”陣營和以反對黨聯盟為主的“印派”陣營的二分對立。也注定印度朝著逆多元化、狹義的文明構建道路上越行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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