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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袁其剛】

當地時間2023年3月2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415票支持、20票棄權和0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的草案，要求將中國修改為“中高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或“發達國家”，并反對在美國簽署的國際協議和條約中繼續視中國為“發展中國家”。

該草案本質上是美國遏制中國的又一行徑，不管其最終是否獲得立法通過，都需要我們客觀冷靜理性分析和應對。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重視“發展赤字”問題，強調所有國家都要參與到全球治理中去，切實保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本文將詳細闡述發展中國家爭取“發展權”的歷程，在不同發展階段發展權的意義和內涵，以及美國移除中國“發展中國家”標簽后中國的應對之策。  

“發展權”是一項基本的國際準則

20世紀40-5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一詞出現以前，國際社會用“不發達國家”或“欠發達國家”來稱呼落后國家。由于“不發達”（underdeveloped）與“發達”(developed)這組概念存在對立色彩，under有貶低和消極之意，改用“發展中”（developing）一詞則含有動態和積極意思；因此，“發展中國家”概念在20世紀60年代后被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

生存和發展是人類的兩大主題。“發展權”是個人或國家在國內或國際參與和享受經濟社會全方面發展的權利，這包含發展機會的均等和發展利益的共享。“發展權”體現了所有國家應平等相待、和平共處的理念，是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立場，也是應遵循的一項國際準則。

1969年阿爾及利亞正義與和平委員會在《不發達國家發展權利報告》中首次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上升為權利要求的“發展權”。1986年，《構建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國際公法原則宣言》明確將“發展權”作為維護世界經濟秩序的國際法。1993年，《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同樣將“發展權”定義為“一項普遍的、難以割裂的權利”。

“發展權”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進行貿易談判時維護自身利益的重要基礎和依據，并以“特殊與差別待遇”方式加以體現。尊重和維護“發展權”理應成為解決國際經濟貿易議題的重要指導原則，但是由于歷史原因，貿易機會的缺失與不公平的事實嚴重侵蝕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

發展中國家爭取“發展權”的歷程

自15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爭取“發展權”的歷程大致可分四個階段。

（一）“發展權”缺失階段（15世紀—19世紀末）

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為西方列強通過占領殖民地完成其原始資本積累提供了便利。殖民地的奴隸、原材料和初級產品成為宗主國攫取財富的主要來源。英國產業革命帶來了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升。

19世紀末，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形成，英國處于國際貿易中的壟斷地位。這階段的全球化是由少數霸權國家主導的，廣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沒有貿易的話語權。與英國奉行的自由貿易政策不同，貿易保護主義學者李斯特（1841）提出的“幼稚產業保護論”在為德國政策制定者所采納的同時，也為歐洲和北美大陸國家提供了借鑒。

19世紀，英國在東印度公司的殖民貿易

整體看來，此階段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基本處于缺失狀態，殖民地國家沒有能力擺脫來自宗主國的貿易控制和壟斷，實現國家獨立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首要解決的問題。

（二）“發展權”訴求提出階段（20世紀初—20世紀70年代）

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亟需構建新的國際秩序。一方面聯合國成立，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追求獨立優化了外部環境，為其贏得“發展權”奠定了組織基礎；另一方面美蘇冷戰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被弱化。

二戰后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簡稱IMF）、世界開發復興銀行（簡稱WB或世界銀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構成的“國際經濟秩序”是美西方國家所主導的。

雖然簽署GATT的締約方只有23個國家；但GATT通過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加快了經濟全球化進程，貿易自由化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貿易政策的主流。與之相對應，以前蘇聯為主建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簡稱經互會）構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國際經濟秩序”。

普雷維什（1949）的“中心—外圍”理論認為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關系將世界經濟格局劃分為“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由于初級產品與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不同，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導致貿易得益從“外圍國家”流入“中心國家”。這種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經濟體系進一步加深了“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此外，發展中國家還要面對勞動力身體健康和資源環境惡化等問題。長此以往，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更加失衡、發展赤字逐步加大。由于忽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國際經貿合作方面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現實，將發展和貿易合作看成兩個不同的議題，嚴重弱化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

隨著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紛紛提出“發展權”的積極訴求，國際發展法逐漸適用于調節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經濟體之間的關系，發展中國家開始享有“發展權”。

1964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第一屆大會通過了《77國聯合宣言》。77國集團是發展中國家為改變國際經濟貿易中的被動地位，改善日益惡化的外部環境，為阻止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而建立起來的。

1964年，77國集團建立，目的是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貿中的被動地位

1965年GATT新增的“貿易和發展”部分規定，各締約方承諾做出努力，保證欠發達的締約方在國際貿易增長中獲得與其經濟發展需要的份額。

1968年第二屆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上通過了建立普惠制（GSP）的決議，普惠制的主要原則是工業發達國家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給予普遍的、非歧視、非互惠的關稅待遇，其目標是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外匯收入，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和經濟增長。

1974年4月，77國集團推動第6屆特別聯大通過了由它起草的《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行動綱領》。

在發展中國家積極訴求下，“發展權”得以提出并為國際發展法所規范。為此，國際社會做出了種種制度安排；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商品若想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仍然需要面對關稅及政治等方面的限制，貿易壁壘限制成為“發展”的障礙。因此，追求實質上的貿易公平和差別待遇，真正分享自由貿易的成果，勢必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新訴求。

（三）“發展權”上升為人權階段（20世紀80年代—21世紀初）

1979年和1986年聯合國大會先后通過了《關于發展權的決議》和《發展權利宣言》決議。《關于發展權的決議》規定“發展權”是一項人權，而全球貿易則是實現“發展權”的方式和途徑；《發展權利宣言》將“發展權”視為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各國人民都有權參與和共享發展紅利。

“發展”概念在多邊貿易立法中被簡化為“特殊與差別待遇”原則，它使發展中國家免于履行貿易協定規定中的某些義務，每個WTO成員國都有參與發展、促進發展和共享發展的權利；在世界銀行，發展中國家可以享受優惠的低息貸款條件等；在國際組織中可以獲得技術援助。